专访刘中民：灾难医学应始于灾前 重于灾中 延于灾后

记者：本次4·20芦山地震救援，您提出了“始于灾前、重于灾中、延于灾后”的灾难医学理论，请您详细阐述一下。

刘中民：这个理论呢，其实并不是在本次地震之后才提出来的。应该说，这是灾难医学作为一个学科得以建立发展的理论依据。具体来讲，始于灾前、重于灾中、延于灾后的灾难医学理论，既包括灾前：灾难医学救援体系的建立、专业队伍的培训演练、预案的建立、设备的研发;也包括灾中包括现场搜救、检伤分类、徒手心肺脑复苏、后送转运等;还包括灾后包括环境的消杀灭净、尸体处理、疾病防治、心理救援、机构重建等。这是一个完整的灾难医学救援体系。

记者：什么是灾难医学?它与普通的临床医学，如急诊医学等相比，有什么区别?

刘中民：在讨论什么是灾难医学之前，先要明确从医学角度讲，什么是灾难。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任何引起设施破坏、经济严重受损、人员伤亡、健康状况及卫生服务条件恶化的事件，如其规模已超出事件发生社区的承受能力而不得不向社区外部寻求专门援助，就可称其为灾难。

即在一定社区内，由不同的医疗资源、救援能力而带来承灾能力的差异。相同的破坏性事件对某些社区可以构成灾难，但对另外一些社区则不足以构成灾难。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媒体评论，本次芦山地震与五年前的汶川地震相比，震级相仿，但是我们的人员、财产伤亡比五年前小很多。还有，比如说，日本和菲律宾受热带风暴威胁的程度相当，但日本因此丧生的人数只是菲律宾的1/17。也就是说，大灾不一定就会带来大难，这取决于当地承灾能力的大小。灾难本质上是个相对概念。

记者：那么，与其他临床学科相比，灾难医学有些什么特点?其实这个问题就是问传统的临床学科，在面对灾难救援时，有什么不足?

刘中民：灾难具有突发性、群体性、破坏性、复杂性等特点，比如说地震、海啸等自然灾难或者恐怖袭击等人为灾难。灾难的特点决定了灾难医学的独立性。比如，灾难医学面对的是更多更广泛的多发伤员，要求医务人员在医院之外的极端环境即灾难现场进行救治，且救治方法不只限于临床抢救，还涉及到公共卫生的范畴。

五年前，我曾经作为上海市医疗队的队长，带领70名医疗队员参加过汶川地震的抢救，深刻体会到灾难现场的医学救援与医院里的急诊抢救区别巨大。伤情的复杂性使灾难现场救治方式打破内、外、妇、儿的院内分科，救治方式更复杂。

记得五年前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一个例子，一个叫陈坚的灾民被压埋了大半个身子但一直活着，在终于被解救出来之后，大家都欢呼雀跃，但是电视镜头一转他很快就死亡了。从医学上讲，死亡直接原因就是被压肢体或组织的缺血再灌注，引起低血容量休克、高钾血症、脓毒血症或其他毒素快速入血等所致。实际上，在他从废墟里被扒出来之前就要实施医学抢救。这虽是个案，但类似的教训在灾难现场远不只这一例。但是这样的问题，在医院里几乎遇不到。

传统大医院专科医生习惯于护士分诊、病人排队医疗模式，而灾难现场则囿于电力、检诊设备、治疗条件及恶劣生态环境的限制，即使是知名专家也很难在灾难现场开展专项救治，表现为“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些医疗队甚至无法自救，为灾区增加新的负担。其实这次芦山救援，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种情况，有网民发贴说“不要让你的无知给灾区增加新的负担”等等。灾难发生后的第二天，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各方力量“有限制”进入灾区，实际上也是在避免“次生”灾害。

此外，即使是进入到灾区的医务人员，有些并没掌握基本的检伤分类技术,往往是根据表象转运伤员，谁叫的声音大，就先转运谁，而真正的重伤员,却可能被留了下来。在创伤医生缺乏、卫生条件简陋和医疗设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盲目截肢、盲目穿刺、盲目插管等违反诊疗常规的现象时有发生，高致残率及高感染率为后期治疗带来了很大困难。

记者：既然灾难医学与医院里传统的临床医学有如此多的不同，那么我们国家现在灾难医学这个领域现状如何?

刘中民：汶川地震之后，“灾难医学”开始进入社会和医务界的视野。现实之需促使很多医务工作者开始重视这个新兴学科。

2011年12月中华医学会灾难医学分会于上海成立。从动议到申请，再到批复、成立，共计一年半时间，是中华医学会筹备期最短的二级分会，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分会可以看作是国内医学界对汶川地震的反思与总结。

申报的当年，我本人曾去北京打擂台，其实我是一个从医30多年的心脏外科医生，虽然在从医生涯中抢救过很多的危重病例，但是当年来讲对灾难医学也不是非常了解，很大原因是来自汶川地震救援后的痛定思痛，抱着一腔热情去做这件事情，觉得非常有必要做。而且当时情况下，中华医学会的二级分会已经很多了，比如内科、外科、骨科、麻醉啊，原则上二级分会的批复是非常难的。但是我PPT演讲刚结束，当时中华医学会的会长钟南山接着在视频里说：‘灾难医学是个出力受累又没名利的活，感谢刘院长愿意出来承担这份社会责任’”。现场二十几位评委，有院士，有专家，也有政府官员，立刻全票通过。

中华医学会灾难医学分会的成立，标志着灾难医学学科的建立与灾难医学事业的起步，丰富了中国灾难医学发展的内涵和队伍。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一年半以来，成长都是非常迅速的。比如：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成立了二十多个省级分会，我们的副主委侯世科武警总医院的国际救援队，参加了汶川、海帝、印尼海啸的救援，这次芦山地震他们也去了。我所在的上海市东方医院的应急救援队去年年底也被批复为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队，配备了国际一流的救援设备，参加了各类上海举办的国际活动及会议的保障;还有我们的委员刘晓华领导的江苏省火灾救援队伍，委员公保才旦领导的高原救援队伍等等。

记者：能不能具体谈一下，这一年半以来灾难医学分会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刘中民：首先，我们吸引了一批人来关注灾难医学这个领域。与其他传统临床学科相比，灾难医学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从两次大地震，大家可以体会到，灾难救援实施过程几乎涉及到全社会的各个部门。造成大批人员伤亡的灾害现场环境往往相当复杂，灾难同时破坏通讯、交通、水电、物资供应等，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制约医学救援的开展。灾难医学救援有效与否，取决于灾难发生后政府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对社会资源整合并发挥作用的程度，离不开强有力的科学组织指挥，与相关机构的密切配合，保持信息沟通对称，协同作战。

我们的学会中有健康报主编王硕，有著名媒体人白岩松，还有许多部队医院的专家，大家都不计名利，在非常繁忙的本职工作之外，来从事学会的工作，我觉得这是灾难医学得以发展的根本保障。

其次，我们做了大量的学术工作。比如：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下，《灾难医学》已经被写入高等院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规划教材，就是由我们灾难医学分会执笔。另外，我们还编写了中华医学百科全书(灾难医学分册)，这部书的出版被媒体称为“总理关注、百姓期待”的事情。我们还参与编写了国务院应急办的“国家应急救援培训教材”，翻译了两本世界灾难医学经典专著;这些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灾难医学基本理论知识库，它们将成为我国从事灾难医学工作学者的良师和益友、推动我国灾难医学学科向纵深发展的桥梁。

还有，一年半以来，灾难医学分会做了不少科普工作。

由我们撰写脚本，由漫画行业高手绘制的《图说灾难避险逃生自救科普丛书》也会在今年5-12之前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用漫画形式表现灾难避险逃生自救的科普丛书。目前人民网、健康报已向出版社发出邀请，希望能将此套丛书上传以供国内读者免费下载收看。这些工作，都是灾难医学分会的委员们拿出大量的工作之外的精力来做的，目的就是向普通民众普及自救知识。

还有，由灾难医学会拍摄制作的电视片《灾难自救学堂》已经在IPTV和上海地铁的移动电视播出，教给老百姓在地震来临时，如何用床单、衣物、木棍、厚杂志等逃生或自救。另外，我们还参与东方绿舟灾难避险逃生体验馆的设计，向青少年普及这方面的科普知识等等。

记者：对了，经过这次芦山地震，“三分他救、七分自救”的概念脍炙人口，这也算科普的一部分吧?这个概念还包括什么?

刘中民：这是我们灾难医学分会提出灾难医学工作方法：即三七理念：三分提高、七分普及;三分处置、七分预防;三分业务、七分管理;三分战时，七分平时;三分他救、七分自救。其中最后一条，现在已经广为人知。多一个人知道，关键时候就能多一个人活命。我曾看过一份资料，1923年关东地震后，80年余间日本发生过几十次7级以上地震，损失逐渐减少，与全民自救培训知识直接相关。作为灾害频发的国家，日本提倡“自救”、“共救”、“公救”的理念。灾害发生后，往往居民首先开始自救、然后是邻里社区共救、最后才轮到政府施行“公救”。这个例子，对于我们总结灾难医学工作方法，给了很大启示。

记者：能否对灾难医学这个学科作一下展望?

刘中民：国际灾难医学界通行的“PPRR”模式认为：根据不同类型的灾难作出反应，通常都包含以下四个阶段的工作：灾难前预防阶段、灾难前准备阶段、灾难爆发期应对和灾难结束期恢复，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我们将其总结为“始于灾前、重于灾中、延于灾后”这个理论理体系。作为一个积极投身实践的学术组织，灾难医学学科建设的道路仍十分艰巨。当今，我们需要把握住三点：一要向广大群众进一步普及灾难预防和自救互救知识与技能;二要进一步重视灾难医学的高等教育，用十年、二十年的努力，培养出一代代灾难医学的专业人才;第三，以民间身份加强国际间学术组织的交流合作。今年5月12日，我们邀请了美国、德国、俄罗斯、韩国等国家的灾难医学救援专家，在成都召开地震灾难救援国际论坛，也正是这个目的。还是那句话：历史的代价终将换来历史的进步。方向已经明确，社会各个方面也非常重视，只要大家满怀信心、全力以赴，我国的灾难医学必将有更快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