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最本质的声音演唱

身材瘦小的卡雷拉斯被摄像机、话筒、录音笔层层包围在角落里，不同角度的闪光灯从人群缝隙中挣扎向前，频繁闪烁在他脸上，显得他瘦削的面庞更加苍白。

4月23日出现在北京塞万提斯学院的卡雷拉斯依然享有一个巨星该有的关注度和排场，尽管他已数次来中国。记者抓紧一切机会抢着提问，卡雷拉斯彬彬有礼，来者不拒。他耐心听着那些他听了无数遍的相似问题，轻声作答，完全没注意到身旁助理已忧心忡忡地皱起眉头，催促他赶往下一个活动。

4月27日，卡雷拉斯将与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联袂登台北京国家大剧院，用精心挑选的世界名曲为第十三届“相约北京”启幕，并与中国女高音歌唱家王莉合唱《我的北京我的家》。5月2日，他将转战上海大宁剧院，带来《重归苏莲托》、《负心人》等中国观众喜欢的歌曲，也将与年轻的芬兰女歌手雪兰（Saara Aalto）首次合作。

“1998年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演出，从那时起，我就感受到了中国观众的热情，特别是对古典音乐的热情和尊重。”卡雷拉斯已经记不清自己来过多少次中国，“几乎每年都要来一次。15年里我参加了很多活动、电视节目，每一次我都目睹到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每次在中国唱一首中国歌，是卡雷拉斯的固定节目，“我喜欢中国歌曲，听起来充满激情，又有忧伤蕴含其中。”

曾经闻名世界的三大男高音里，帕瓦罗蒂与世长辞，多明戈将在5月登上北京国家大剧院舞台演出威尔第歌剧《纳布科》，以72岁高龄挑战男中音角色。卡雷拉斯则以每年数十场的独唱音乐会坚守男高音阵地。

1990年罗马世界杯决赛前，55岁的帕瓦罗蒂、48岁的多明戈和44岁的卡雷拉斯在全球近十五亿观众的瞩目下登台。自此，世界三大男高音创造了一个奇迹，甚至成为古典音乐在20世纪最伟大的篇章。那场音乐会所制造的轰动性以及商业效应，是他们自己都无法想象和复制的。

2009年5月接受《卫报》专访时，卡雷拉斯曾流露对老友帕瓦罗蒂的怀念之情。在他1987年被查出血癌，在巴塞罗那和西雅图做骨髓移植手术时，帕瓦罗蒂给了他许多鼓励与安慰。死神与卡雷拉斯擦肩而过，却在20年后夺走了帕瓦罗蒂的生命。“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常常去看望他。我告诉他我所经历的一切，因为这种鼓励是最能令人信服的。”卡雷拉斯回忆，他们一起打牌、谈论生命、聊天、享受美食，老帕还亲自做三明治招待他，“他去世前几周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心态。”

“有些事情的发生，会让你对人生彻底改观，让你换一个角度看生活。”卡雷拉斯诠释过许多舞台角色，但都不及他自己的人生那么丰富跌宕。他的艺术生涯抵达巅峰时，被癌症硬生生中断。重登舞台后，他无力再唱那些具有爆发力、戏剧魅力的角色，医生严格限制他对身体和声带的消耗，限制他演出的场次，对男高音而言，这无疑是巨大打击。跟帕瓦罗蒂和多明戈相比，他的歌剧生涯实在短暂。帕瓦罗蒂68岁还在歌剧舞台上，年过七旬的多明戈虽不能胜任男高音，却也能转战男中音，继续奋战歌剧舞台。

“你必须清楚自己的极限。当你知道自己不能像年轻时那样，就要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方式。我的声音也许不像以前那么光彩夺目，但是我能用最本质的声音去演唱。”卡雷拉斯并不哀悼自己的嗓音失去早年的华丽质感和弹性，相反，他相信年纪的增长会让他更深入地研究歌曲的内涵和实现声音的成熟与丰富性。早早退出歌剧舞台的他，开始用一场接一场的音乐会来满足自我。

两三年前，卡雷拉斯还能做到每年举行五六十场音乐会，但现在，这个数字开始锐减。在他的官网上，2012年的演出数量是27场，其中有3场在中国。

在北京，当媒体追问退休这件事时，他拒绝回答一个确切的日期，似乎不愿面对那个时刻的降临，“我没有具体的日期。我选择继续唱歌，是因为我热爱舞台，并且享受音乐。”只要能站在舞台上，对卡雷拉斯来说都是胜利。他依据自己的声音和身体条件选择曲目，那不勒斯民歌、轻歌剧、流行歌曲，以及一些轻松悦耳的咏叹调，总之不能太激烈。他喜欢流行音乐，把歌手埃尔顿·约翰和斯汀赞为“伟大的艺术家”，他也试图模仿爵士歌手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的声线。或许可以说，他的嗓音所受到的限制，为他敞开了另一扇门。

2008年接受《每日电讯》采访时，卡雷拉斯曾坦言，他在私生活和职业生涯上犯过错误，“我很自私”。2006年，60岁的他第二次结婚时，国外媒体热烈讨论这位沉默寡言的男高音，他完全不像他所饰演的那些浪漫狂热的男主角，对感情十分谨慎保守。早年，他为了一位奥地利前空姐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却始终没有迎娶对方的意思。于是两人分手，断绝联系。多年后再次重逢，他仍独身，她离异，带着三个孩子。最终，耳顺之年的卡雷拉斯同意组建一个复杂热闹的大家庭——他的两个成年子女、三个孙子，以及第二任妻子和她的三个孩子。

“我是一个幸运的男人，我得到了我所梦想的一切。”一身灰色西服的卡雷拉斯声音轻柔地说。音乐给了他激情和第二次生命，也是他永恒的信仰。尽管他不再是舞台上最闪耀的星星，却散发着温和恒久的光芒。

在卡雷拉斯赴中国之前，《第一财经日报》对他进行了邮件专访。

对话

“歌剧在中国重获生命力”

第一财经日报：今年是威尔第诞生200周年纪念，你的音乐会将为此做出一些特殊的曲目安排吗？

卡雷拉斯：我和威尔第颇有缘分，年轻时获得过“威尔第大奖”，参演《纳布科》也是我早年重要的经历，当时我还录制过不少威尔第的唱片。在我的歌唱生涯中，威尔第是一位影响很大的作曲家。所以这次在中国，我会演唱《纳布科》中的咏叹调来向大师致敬。

日报：你已经远离歌剧舞台很多年，但歌剧始终是歌唱家梦想的舞台，也是舞台艺术中最复杂最奢侈的艺术形式。对比你所经历的黄金时代，你认为歌剧在当今面临的困境是什么？你如何看待中国歌剧市场的前景？

卡雷拉斯：正如你说的，歌剧应当是奢侈的艺术，但现在全世界的经济环境恐怕让愿意投资制作歌剧的人变少了。同样的，歌剧的观众也在减少，我们无法回避这一点。我所知道的一些歌剧院甚至面临倒闭的窘境。

相反，中国的歌剧市场却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多人加入到欣赏歌剧的行列，这让我感到欣慰。中国有古老博大的文化，中国本身的传统艺术就非常吸引人，当我们把歌剧带到中国后，聪明的中国人把自己的文化融合到歌剧中，让歌剧在中国重获生命力。我听说在中国无论是原创的中文歌剧还是重演经典的次数都越来越多，也有一批优秀的歌唱家。我期待并相信中国歌剧的未来会很好。

日报：相比现场演出，录音对你而言有怎样的重要性，两者有何不同？

卡雷拉斯：我想每个歌唱家都希望更多的人能听到自己的作品，因此当我们没有那么多机会出访演出时，灌录唱片显得很重要。你或许认为，在录音室里，歌唱家就感觉不到那种对着观众演唱的激情，但我认为激情来源于音乐本身。无论在舞台上还是录音室里，我感觉不到很大的不同。我很喜欢去录音室唱上几个小时，因为这让我有机会以我真正想要的方式去表达音乐，假如哪个细节不完美，你还有机会重复、重录。

日报：在音乐事业上，你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卡雷拉斯：在我被病痛折磨时，我最大的梦想是重新回到舞台上唱歌，我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放射治疗竟然没有损伤我的声带，这是上天对我的恩赐。

日报：平时你如何保持嗓音，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卡雷拉斯：我对自己的声音很敏感，基本上每天起床说几句话就知道自己当天的声音状况如何。我现在也保持每天有规律地练声。我也经常看其他人的演出，和年轻人交流，保持年轻的心态。我康复已经20年，但我仍然遵照医生的嘱咐，经常运动，保持愉悦的心情，根据营养师的菜谱安排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