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收藏中国：三代大佬起底

 

祝君波还记得，当年的朵云轩首场拍卖，港台买家占据七成。这是一个广有艺术品的国度，但在20年前，内地人对艺术品的价值显得懵懂，对拍卖更是一团迷雾。彼时，佳士得与苏富比已经驻守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多年。中国艺术品市场在境外率先勃兴。“刚开始进拍卖行的都是外国人和港台人士。或者，在国外接受过教育的人，为跨国机构做代理。2000年以后开始以内地人为主。”华辰拍卖前副总经理魏丽君回忆当年的藏家分布情况。

现在，到佳士得的官方网站观看拍卖现场视频，下面已经添上了中文字幕。一个个能说中文的员工被招募到了迪拜、纽约、阿姆斯特丹等多地的佳士得拍卖中心。这些变化都在最近悄然发生，“我们需要和中国藏家有很好的交流。”佳士得中国区执行董事蔡金青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

佳士得的战略调整，或许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从2008年到2012年，佳士得的中国客户翻了一番。

“过去十年，中国市场有着突飞猛进的增长。这个市场展现出的实力，令人吃惊。”蔡金青告诉本报，“我们大幅加重了对中国的战略投资，专注于服务内地市场。”5月7日，佳士得艺术学院已经在中欧商学院开班授课，受众是学院的MBA和EMBA，一群有能力成为佳士得客户的人。

“有其他行业资金支持的藏家现在往往成为最有实力的买家。真正爱好艺术品、以收藏为目的的老藏家们现在已经买不起了。”华辰拍卖副总经理、资深拍卖师沈燕华这样告诉本报。

艺术品拍卖圈内，甚少有人不知“罗伯特·张”的大名。

老一辈：鲜亮的1号牌

香港藏家张宗宪是内地艺术品拍卖兴起时的大买家。5月8日，年过八旬的他出现在北京国际饭店，头戴乳白色礼帽，架着复古墨镜，一以贯之的西装笔挺。如他20年来在内地拍卖场所表现出来的锐气与自信，只不过这一次他不是在拍场探囊取物，而是在为嘉德成立20年的庆典致辞。

艺术品拍卖圈内，甚少有人不知“罗伯特·张”的大名。只要他出场，总是端坐前排，手持1号牌，威风凛凛，志在必得。一如他在拍场上的高调，这个做服装生意起家的老人家总爱穿得山青水绿，耀眼夺目。

上世纪80年代，当年佳士得进入香港有他的促成之功。内地拍卖行蹒跚学步之时，他更是鼎力支持。

至今圈内人仍为当年三家拍卖行的首次拍卖津津乐道。19年前，1994年3月，嘉德首场拍卖会上，正是“1号牌”张宗宪率先出价将《渔乐图》收入囊中：“今天是嘉德的首拍，我出1.8万元，一拍就发！”当年9月，瀚海首拍，汇聚中国书画、瓷器、玉器、鼻烟壶、碑帖、家具、铜器等360多件，总成交额达3380多万元，又是张宗宪，一举包揽总成交的一半。

也是这“1号牌”，在朵云轩首拍夺得丰子恺所作《一轮红日东方涌》，11.5万元。之后，张宗宪不断举牌，从1号拍品一直举到155号王一亭《欢天喜地》。

“当年，张宗宪总是自己抬高价格，再买下来，其实有时没人和他竞价，我们都不能理解。”当年张宗宪狂扫瀚海首拍成交额之半数，匡时拍卖公司董事长董国强就在现场，也是从那个时候，他们成为忘年之交。

“张宗宪对中国拍卖早期起步做了很多事情。他不光出钱捧场，他还帮着出主意。”董国强说，“直到现在，匡时征集拍品时，他也多有支持。老人家精力太好了，至今仍很活跃。”

张宗宪是拍卖市场老一代藏家的缩影，他游走于华人社会购买艺术品。他时而是买家，时而是卖家。在艺术品市场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时，内地参与拍卖的也的确非常少。2000年，才真正多了起来。”董国强说。

 

刘益谦，曾经的“法人股大王”，现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品市场第一买家。

中生代：收藏与投资之间

“现在的拍场里，行家多，投资客多，他们只是把艺术品作为一种投资渠道，并非为了喜爱而收藏。真正传统意义上的收藏家很少了。”常年奔走于各地拍场，沈燕华常观察身边买家的变化。“确实，有很多老收藏家都承受不了现在的价格了。”

“真正喜欢并且懂的人很少。按照传统的观点，一些收藏家的收藏是需要成体系的。在他希望建立的体系中，缺哪一环就去买哪一件藏品。”

刘益谦，曾经的“法人股大王”，现在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如今当之无愧的艺术品市场第一买家。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陈逸飞的《山地风》、吴彬的《十八应真图卷》、黄庭坚的《砥柱铭》都被他从拍卖场上一一俘获。业内流传的说法是：“刘益谦直接将中国艺术品推入亿元门槛。”

就在几年前，刘益谦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还总是将艺术品的“投资潜力”挂在嘴边。“现在，拍卖行向他征集东西，他一幅不给。他说，自己的美术馆造好了，墙还没挂满，自己还要买呢。”董国强告诉本报。

 

除了口才了得、学识丰富，马未都的声名鹊起，也是这个全民关注收藏的时代之侧影。

年轻人：层次丰富的收藏群体

5月4日，收藏家马未都在北京发布他的《醉文明4》，中信出版社为其举行的读者分享会在首都图书馆的小剧场举行。这是首图并不轻易动用的演讲地点，上一次来此做活动的人是柴静，带着《看见》，以及白岩松等一众老友。迥异于当下一般作家或学者见面会，700人的剧场里，几乎座无虚席。

在过去10多年里，马未都的名字闪现于从《百家讲坛》、《南方周末》到各种捕捉八卦的报章。他出版的书籍所涉研究范围包括家具、陶瓷、玉器、笔筒、鼻烟壶等等。在2008年中国作家富豪榜上，他以745万的版税收入位列第五。“很多人骂马未都，说他好像什么都懂。但我觉得他是文物知识民间普及的带头人，不能把他的书和学者的书去比。”一位北京收藏家曾这样对本报说。

除了口才了得、学识丰富，马未都的声名鹊起，也是这个全民关注收藏的时代之侧影。过去10年来，推动中国艺术品热潮的并不只有那些站在财富金字塔顶端的人。现在，中国的收藏群体正史无前例地庞大，并且，层次丰富。

“赵涌在线”是一个在网上运营的“拍卖行”，专营纸币、邮票、文献等。创始人赵涌所聚焦的是更为年轻的买家。比之传统拍场内的价格，“赵涌在线”所经营的收藏品类并不高昂。这样的网站，更是让收藏“飞入寻常百姓家”。

艺术品收藏并不仅仅是富豪的游戏，每一个人都有怀旧的情绪，也有收集艺术的空间，年轻人尤其如此。如今，就连经营着顶级艺术品的佳士得也看到了网络拍卖的潜力。2011年，佳士得第一次在网上拍卖伊丽莎白珠宝之后，又举办了安迪·沃霍尔的网络专场。“今年要做一些网络专场，也是更加有创新和创意的品类，我们吸引了来自130个国家和地区的买家参与，其中39%的新买家选择网络，他们中有些人比较年轻。”蔡金青告诉本报。

一个古玩行家的“鬼市”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京沪两地曾经各有一个古玩市场。在北京，是闻名遐迩的潘家园，而在上海，则是一条长约300米的小路，会稽路，那是民间文物交易的早期雏形。

现在，潘家园还在，只是它经营的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古玩，成了一个工艺品市场。慕名而去的人已经不再指望收获20多年前的“遗珠”。会稽路上原先的摊位也早已消失，它们先是被福佑路、东台路取代，后来华宝楼、藏宝楼、云洲古玩城、中国古玩城等又相继出现。早年的“鬼市”或成为闻名遐迩的景点，或沉寂于城市的沧桑变迁。

藏宝楼一位经营着瓷器杂项的店主谷永平在古玩行里泡了20多年，在谈及从拍卖以来古玩行的变化时，讲到最多的一句话便是：“看得上眼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太少了。”

“东西一定要拿在手里讲价”

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一名地道的古玩发烧友，会稽路上民间自发形成的“鬼市”是30多岁的谷永平每周一天的休息日里雷打不动的好去处。

当时，每到周日，会稽路短短300米的鬼市，汇集了家传老货、抄家发还物资和盗墓文物。在鬼市辉煌的那几年，正是民间文物艺术品交易偷偷兴起时，好东西层出不穷。“每一次都能有所收获。”他说。

被称为“鬼市”，自然有着不同于一般集市的运转方式。每周日凌晨4点，天刚蒙蒙亮，摊主和寻宝者如约定般从四面八方赶来。“这样的古玩街游走在法律的边缘，这牵涉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当时，规定清中期以上的东西是不能买卖的，还有就是出土文物。”谷永平说。“鬼市”虽然受欢迎，但时常受到冲摊。所以摊主们便在凌晨上班，打一个时间差。

“鬼市”上人们的购买热情让他难忘。“摊主把包袱里的东西抖搂出来，围观的人就一拥而上。你讲价不能不把东西放在手上。一旦放下，东西就被旁边的人抢走了。”那时，会稽路古玩街上的人下手大都稳、准、狠，不同于现在买古董时的反复琢磨。并非当年去那里买的都是火眼金睛的“老法师”，而是因为当年的买家不用与造假集团斗智斗勇。“当年也没有造假，最多是民国仿前代的，所以大家买得比较放心。”

淘宝者的雄心历久弥坚，并非拥挤可以阻挡。“当时，那个地方买东西的人每周都来，久而久之就熟悉了。而且以知识分子为多，很多都是教授。”谷永平感到，那时候对古董的渴望是因为人有了一定闲钱之后，有更高的精神需求。“人都有怀旧的心理，当年纯粹都是喜欢，谁会想到去投资呢？”在他看来，当年这一代人之所以对古董有如此大的热情，还有一个原因便是：“‘文革’时候破四旧，满眼所见都是新东西。现在刚一放松，老古董出现了，感到很稀奇。”

后来，去会稽路收购的还有附近东台路的古玩店主们，他们一早去会稽路凭自己的眼光收回来东西，再分门别类出售。

因为大规模的市场还没有形成，“老货”的价值并没有被充分认识。谷永平感到，当年，还是一个“捡漏”的时期。他还记得当年遇见一个宋代景德镇湖田窑娃娃碗，直径20厘米，货主出价100元。“当年虽然工资只有30多元，但还是因为喜欢买下来了。”谷永平按照现在市场上的行情估计，这只碗能够卖到8万。“当时，那个地方很多都是出土文物。”谷永平也知道，当时这条街上，常常能够见到新出土的文物，人称“新坑”。

“拍卖让人们重新认识艺术品的价值”

至今，谷永平依然清晰记得当年朵云轩、嘉德、瀚海接连敲响拍槌时，接连爆出的高价给自己带来的震惊。

“1994年，在文物商店买齐白石的画也才1万元。1998年，他的一方印章也只有7000~8000元。当时觉得拍卖的价格贵得离谱，后来听说是有香港人在后面撑着。”谷永平说，“当时，身边大多数人只是把这个当作好玩的事情，没有多少人真正想着投资。玩玩的东西，也犯不着花那么多钱。”

“应该说，拍卖让人们对艺术品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谷永平说。他记得，到了1995年，会稽路不复当年的繁盛，逐渐被福佑路、东台路所取代。“福佑路和东台路都是政府管理的，收摊位费，所以是合法经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假货”开始在市场上涌现。

之后的十多年中，与艺术品市场价格疯狂上涨差不多同时发生的是造假的日渐猖獗。集团化、质量高、速度快，一些赝品已经能够骗过很多专家的眼睛。

1997年，谷永平到上海虹桥俱乐部一个名为“安古斋”的文物商店代销点工作。来店里买东西的大都是海外经商归来的中国人，出手阔绰。“他们来买香炉、佛像，都是十个一买。”现在，谷永平也常常翻阅各处寄来的拍卖图录，他发现，当年手中把玩过的器物已经成为拍卖行的高价拍品。“1990年末期到2000年间，从文物商店卖出去的东西差不多成为现在很多拍卖公司瓷器杂项的主力。”

“当年出现的很多好东西，后来就不再出现在市场里了。”谷永平回忆自己在1990年代经历的古玩市场，对比现在，不无遗憾。“现在古玩市场遍地开花，好东西却极为稀少。号称古玩的东西里，仿品至少占了八成，工艺品成为那里的主角。”

在他看来，如今，市场上偶尔可以捡到一两个“漏”，即以拍卖行1/10 的价格收入囊中，几率是千里挑一，“凭的是眼力和耐心。”

“老东西让人有一种依恋感”

谷永平冷眼看着拍卖行中的行情起落，却很少与那个行当的人产生交集。他说，在他身边，也鲜有同行与拍卖行来往。

谷永平现在的店铺里，仅放两把太师椅便已经显得有些逼仄。不同于藏宝楼前门的热闹，记者在店中的两个半小时里，经过这个背对正门的铺子的人不超过10个。

相比于曾经在会稽路淘宝、在文物商店代销点的工作，如今，谷永平的生活更加安宁平静。他每天中午到店里坐坐，下午不到5点便回家了。眼看着外地的年轻人逐渐涌入这个行当，各种奇怪方法制成的工艺品被摆在市场里售卖。他不紧不慢，守着商场背后自己的那一方小天地。

了解谷永平的朋友说：“他看瓷器眼力一流，就是不太愿意把东西卖出去。”

“做我这个生意，快进快出不一定是好事。”谷永平说，“现在好东西那么少，价钱好，我才会卖。”

在谷永平看来，在藏宝楼这一片的几个店主当初都是出于爱好来做这个行当的，对手中古董的心情也大体相同。“收东西是要花费很多心思的，买进来以后就像自己的孩子，不愿意卖掉。当然新的东西，哪怕亏本也要赶快出手。”

“老东西叫人看着舒服，让我有一种依恋感，舍不得。”他说。

“将来，只要国家安定，艺术品就一定会涨价。所以，东西卖不卖得出去，我一点也不急。”他说，“如果我卖出去，可能就再也买不回来了。”（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谷永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