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内古特的广岛和长崎

去年读了诺曼·梅勒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裸者与死者》，厚厚800多页读得飞快，故事写一支美军包围了孤岛上的日军，长官拍脑袋想出条计策，派侦察排绕去日军阵地后方探路。大半本书写的就是这队士兵的荒岛苦旅，其中有中弹身亡的，有坠崖而死的，活着的人还得用担架抬着负伤者前进。被死伤吓坏了的剩下的人，没抵达日军阵地就掉头返回，回到营地，他们才知道岛早已攻下，而将军压根就不记得还有他们这支队伍存在。

诺曼·梅勒写这本书花了十六个月，按篇幅来看是相当快。二战期间，他在第十二装甲部队做炊事兵，随军驻扎在菲律宾，当地的自然风物构成了他虚构的小岛的背景。故事够悲惨，又是死人，又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式的人生玩笑，当时年仅25岁的梅勒跟采访者说：“我的书里有许多希望……我表现了人的堕落，人的困惑无助，但是我也写了界限，人在此之外寸步难行，而且即使在如此的堕落和病态之中，仍有对未来世界的声声呼唤存在。”

近日读到另一位著名的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遗作《回首大决战》，他比梅勒运气差些，二战期间他被派到欧洲的前线，1944年12月9日，他在巴尔奇突击战中被德军俘虏，后被转移到德累斯顿。冯内古特后来回忆说，他会说几句德语，所以在战俘营中被指定为组长，经常同德军打交道，可他出言不逊，被揍了一顿，头领也当不成了。他就这样被囚，直到次年2月，盟国军队展开了对德累斯顿的第一次大轰炸。

“唯一善良的德国人是已经死去的德国人。”——书中第一个故事《满城哀号》里，冯内古特最辣的一句话。

故事再现了轰炸后的城市的场景，一幅德国版《格尔尼卡》。轰炸前逃到此城的难民庆幸着：“谢天谢地，我们身处一个‘不设防’的城市”，然后，作家换到美国人的角度讲轰炸之后：“一条普普通通的新闻：‘昨天晚上我们的空军袭击了德累斯顿，所有飞机安全返回’。”这就是战争的本质。他用标志性的笔法描写自己在防空洞里听到的动静：“巨人们在地面踩踏而过，”先是轻柔起舞，然后是沉重的脚步，最后是狠狠跺地，未着一词的屠杀现场，已然可以想象了。

“美国很强硬，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这句话会招来很多质问，比如，“你知道美国为什么强硬吗？对啦，战争是德国人挑起的，美国是在珍珠港被炸后才参战的，所以……”再如，“德国人就不强硬了吗？德国人轰炸不列颠，轰炸斯大林格勒，怎么不见你放个屁呀？”对未曾亲见的人而言，追究因果，衡量谁造孽最重，谁受伤最深，便是对战争唯一的、也是最合适的反思了。

冯内古特不信上帝，但他要为上帝默哀三分钟：对世上任何一个无辜者的伤害都是对上帝的伤害；任何一个无辜受害者的泪水都值得我为之愤慨。德累斯顿就是冯内古特的广岛和长崎，争辩哪一起轰炸导致的损失更大，哪一起轰炸更加“正义”一些，在他这里毫无意义。与德累斯顿记忆和解是不可能的。《满城哀号》中写道：“（美国空军的）小伙子们，你们杀死了数量惊人的妇女和儿童。我描述的那个掩体，以及许许多多其他掩体中都堆满了他们的尸体。我们必须把他们挖出来，抬到公园里巨大的焚尸堆中——任务的这部分我清楚……不管我们为之战斗的事业有多么崇高，我们不容否认地创造了自己的贝尔森。”

诚实是作家最难的手艺，我们的话语一向是用他人布施的幻觉垒起来的。冯内古特与梅勒的区别在于：面对那些认定他“不抱希望”的读者，16岁就上哈佛的青年才俊梅勒尚会争辩两句，好像期待人们能从士兵的苦旅里吸取一些教训；他写的终究是“别人的痛苦”，后来的读者，比如我，会觉得“真悲惨啊，好在这些事情都过去了。”而四十岁才成名的冯内古特，睁眼闭眼都是屠杀现场，他无法跳出这个角色，也无法把“希望”这种东西录入自己的关怀。他的儿子马克在回忆文中写道，父亲唯一的希望，是不让“花许多钱去杀人”这件事重演，不要让那个春天的景象再在人间的任何一个地方再现。

《回首大决战》的作者是一个不抱任何幻想的人道主义者，或者说，一个心在滴血的自由主义者。硬要说他反美，与亨特·汤普森、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诺姆·乔姆斯基的反美还都不一样：他脑子里没有意识形态，只有受害者，他用那些幻想奇妙的小说告诉我们，比起反美，他更在乎世界末日何时到来。

冯内古特在书中的好几篇故事里都提到了负罪感，只有负罪感蔚行于世，而不是什么联合国英明决断，大国相互掣肘，武器禁贩禁运，才能让战争远去。《司令的办公桌》是书中的精彩一篇：一位捷克斯洛伐克小城的木匠先后替纳粹、苏联人和美国人制作办公桌，在他的体验中，家乡没有从沦陷到解放的过程，所有外国军人都是一样的征服者。他说，在战争中处于无助状态，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感到负疚：“你在交出了首都的时候交出了负罪感，加入无辜小人物的队伍。”反过来讲，杀人的人都是不幸的，因为他们一辈子都要遭到良心的审判。比较敏锐的读者，会被这反讽背后的苦涩震得目瞪口呆。

1967年六日战争过后，28岁的阿摩司·奥兹重新回到了他挚爱的地方，他所出生并度过童年的城市——耶路撒冷，城里满是欢庆的犹太士兵、犹太居民和外国游客。“这就像一场恋爱，一种矛盾的、扭曲的力量：她是我的爱人，一个陌生的爱人，她被我征服却仍然怀着敌意，委身于我而又无法靠近。”他写道。“你能永远过那样的日子吗？你能带着这种感觉——每过几年，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背对着城墙——过一辈子？今后这几年，你还想像以前一样活着，而不依靠对阿拉伯人的深仇大恨？只需要恨他们就可以了，是他们逼我们过这样一种生活的。”

我们用别人的苦难来终结或告慰自己的苦难——人道主义肇始于这种体会带来的焦虑不安。

战时，尤其在摧毁轴心国、收回被占领土、打击恐怖主义之类的超级时刻，人道主义多么像是妇人之仁。所以，冯内古特滴血的心，即使在他最有名的小说如《五号屠场》中，也藏在了黑色幽默的狂欢节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