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危机与底气

见到马克的时候，他略显疲惫。马克今年30出头，原本在美国银行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证券部门工作。除了出差，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夏洛特。

马克告诉《陆家嘴》记者，他和妻子以及两个女儿原本在夏洛特过着舒适的生活，两年前还买了地，自己设计并雇人建造了梦想中的房子。但是金融危机后，美国银行和美林证券合并，所有的证券交易员必须集中到纽约。他多次和公司要求，不希望离开夏洛特。

马克说，金融危机后，美国银行的业务有所调整，原先在夏洛特还有一些和纽约一样进行金融交易业务的部门和相关的后勤支援部门，合并以后公司不断地整合功能重叠的部门，投行业务只保留在纽约的部分，如果不来纽约，几年后将无事可做。

“公司说我要么过来，要么没有工作，夏洛特的金融行业并不发达，如果我失业的话，几乎不可能找到类似金融交易员的工作。其他工作的话，收入会大大降低，于是我和妻子商量后，还是搬到了纽约。 ”马克苦笑着说，“目前工资的确比在夏洛特高一些，但是纽约的开销远远高于那边。而且我还要经常飞回去看家人，算下来工资还是降低了。刚造好的房子舍不得卖，但是还要在纽约租房住。”

纽约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金融危机四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摩根大通和贝尔斯登的合并，到美银和美林证券的合并，从雷曼兄弟的倒掉，到高盛、大摩注册成为商业银行。

然而，轩然大波后的湖面似乎又恢复到了平静，纽交所的各项股票指数依然起起伏伏，每位交易员桌前高高架起的六大块电脑屏幕依然跳动着各项数据。金融危机是否真正动摇了纽约金融中心的地位呢？

越危机越强大？

希望把业务集中到纽约的并不止美国银行一家，瑞银集团（UBS AG）在2011年也曾经考虑把美国总部从距纽约35英里外的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市迁回纽约重建后的世贸中心，但是最终因为2011年第二季度财务状况不尽如人意和康州政府给予瑞银2千万美元贷款而决定把总部留在斯坦福。不过，目前从事现金交易业务的部门已转回曼哈顿。

金融危机后，纽约的地位到底是升是降，这往往是一个比较的概念。 美银证券的彭谦主要负责新兴市场投资的风险管理。随着美国银行在中国业务的增加，他前一段时间还专门被派到中国开展业务，然而，即使如此，他还是告诉记者，虽然纽约的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但纽约金融中心地位反而加强了，而欧洲和新兴市场金融则相对削弱了。

“主要还是美国制度比较有优势，投资者觉得美国安全，是避险的首选。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很高，但是投资者依然购买美国国债因为安全性好，流动性好，这些都是以美国的制度体系为基础的。美国虽然不完美，也有很多缺陷，但是比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她的制度依然有比较优势。金融危机后，美国也在反思和修改一些制度体系。这些都吸引资本回流美国，进而加强了纽约的金融中心地位。”彭谦说。

每年3月和9月伦敦金融城政府颁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是目前全球最具权威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竞争力的指标指数。今年3月颁布的最新指数对全球范围内的77个金融中心进行评价，伦敦在2011年以781分蝉联世界第一金融中心的称号，而纽约以772分继续排名第二。位于亚洲的香港、新加坡蝉联第3和第4名。东京则上升一名，取代上海成为第5。上海以687分，比2010年下降37分下降3位名列第8。在排名前10位的金融中心中，亚洲城市占了5个，但是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没能形成合力。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编制者指出，伦敦、纽约和香港的银行业活动可能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但三个分处不同时区的城市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运转。它们虽然彼此竞争，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们正与觊觎它们地位的所有其他城市展开竞争。

不过，除了整体的排名，这一期的GFCI报告首次区分不同规模的企业和不同行业如何看待各金融中心城市也有细致的研究。纽约在雇员人数达到2000或更多的企业眼里印象最佳，而伦敦在雇员人数不到500的较小企业，如小型咨询机构、专业服务公司和对冲基金管理公司，眼里高居首位。

在特定领域的排名中，伦敦在资产管理、财富管理、政府、监管和专业服务领域领衔，香港在保险业首屈一指，而纽约在银行业占优。纽约曼哈顿智库经济和政策分析师吉莱纳斯(Nicole Gelinas)也认为，从政府职能来看，纽约的金融中心地位其实是下降了。

“金融危机多少还是削弱了纽约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纽约市来说，市政府削减公共支出来减少赤字，造成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更严重的问题出在联邦政府层面上， 多德-弗兰克（Dodd-Frank）法案试图加强金融业的监管，使得金融业面临难以预测的政策风险。而投资者则对政府的债务危机心存疑虑，担心最终会因此引起通货膨胀。”吉莱纳斯说。

金融中心的条件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着重关注各金融中心的市场灵活度、适应性以及发展潜力等方面，评价体系涵盖人员、商业环境、市场准入、基础设施和一般性征例五大指标。纽约银行业的金融工作者们往往看重该中心的金融制度体系的基本建设。

“成为金融中心的条件，除了人才和资本外，更重要的是制度体系。如果简单地看金融行业，其实就是一群人在玩的金钱游戏，游戏规则本身以及如何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是能够让大家不断参与的基础。制度体系要公开、透明，让大多数人觉得公平公正。制度体系也要有适度的变革和更新，因此制定，修改和实施也要公开透明，符合多数人的利益。这时我认为金融中心发展最需要的，也是需要花时间来考验的。”彭谦说。

另外，许多专家表示，金融中心的历史渊源非常重要。纽约的崛起就是满足这些金融中心条件的历史。17世纪中后期，拥有天然良港的优势给纽约带来了商业和贸易的繁荣，21个经纪商和3家经纪公司在一个梧桐树下签订的“梧桐树协议”，成为1817年建立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起源。

纽约金融业的第一次突破是在南北战争，华尔街成功帮助北方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融资，让北方最终战胜了在财政上陷入困境的南方政府。至此，纽约一举击败费城、芝加哥等其他美国传统的金融中心，在国内遥遥领先，而且成为世界第二大证券市场。南北战争后，美国工业迅猛发展，19世纪80年代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而到了1910年，美国的GDP已经超过英国两倍多，但是由于历史传统，纽约始终难以和当时的伦敦甚至巴黎相提并论，英镑始终是国际贸易的主要货币。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纽约才走向了世界。1914年7月底，伦敦交易所因为战争宣布暂停交易，前后有1600名交易所的工作人员自愿参军，组建了交易所皇家燧发枪营，400人战死疆场。而纽约把握住了这个机遇，把全世界所有的交易一下子汇聚到华尔街，成为交战双方对金融资源争夺的制高点，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牛市。

最终，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纽约变成世界级的金融中心。战争中，很多欧洲银行家移民美国。而英国的国力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而大大削弱，而从英国独立的中东产油国在美国的游说下同意使用美元而不是英镑作为交易货币。战争中欠下美国巨额债务的英国因为英镑的贬值终于将世界储备货币的头衔让与了美元。至此，纽约才满足了金融中心的所有条件，成为了世界的焦点。

“金融中心的确立，除GDP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历史上金融中心都是港口城市，起源于为进出口业务服务的银行业，同时拥有高密度的人口。今天，成为金融中心的关键在于历史渊源、储备货币地位、保障投资人利益的低通货膨胀率、人口密度、优良的交通和其他基础设置和值得信赖的良好司法体系。”吉莱纳斯说。

法律和监管决定成败

完善的司法体系从来不是与生俱来或者是能够事先就制定好的。缺乏良好的法律和监管，不仅仅是这次以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原因，而且是华尔街每一场崩溃最重要的原因。但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出错的历程中，诞生了一系列的现在为人称道的规则制度，让华尔街越来越成熟。

随着雷曼兄弟倒掉后，各大银行都因为与雷曼有着大量的场外信贷掉期合同，有些还没有保证金抵押，造成运营和风险管理上的极度混乱。随后，各大银行联手推出大型清算中心，集中清算所有的信贷掉期合同，每天计算各大银行需要交纳的保证金，以避免雷曼事件后的混乱和损失的重演。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公布金融系统全面改革方案，堪比美国大萧条时期出台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改革重点主要是政府有权接管并肢解对金融体系影响举足轻重的机构、扩大监管范围和内容，以避免再次发生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多德-弗兰克法案虽然还是没有具体化，但是其中的沃尔克法则禁止银行从事证券自营业务，杜绝了银行承担过度风险的可能。随着摩根大通的20亿美元巨额亏损的曝光，相应沃尔克法则对自营业务的定义将趋向于更加严格。

但是，尽管摩根大通的损失可能会高达80亿美元，但CEO杰米·戴蒙在接受美国国会质询时依然表示无法舍弃银行自营交易，所以反对沃尔克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