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曼的倔强与强硬

1976年是英格玛·伯格曼生命中最艰难的一年。

冬天的斯德哥尔摩黑夜漫长，伯格曼正在皇家剧院排练一出话剧。两个便衣警察突然闯了进来，把他以“逃漏所得税”的罪名拘捕了。虽然很快法院就做出了判决，称伯格曼无罪，但他在整个过程中所遭受的耻辱与惊吓使其一度忧郁症病发，被送进医院治疗。

风波平息之后，这位年近60岁的世界级大导演决定立刻停止手头的一切工作，关闭了法罗岛上的工作室、取消了两部正在进行中的电影拍摄计划，到德国慕尼黑进行自我放逐。这之后的八年里，伯格曼都没有离开过德国。他在很久之后回忆起那段日子时承认，实际上他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而那些珍贵的时光也都逝去了。

很难想象，那个被许多电影大佬都奉为神明的人会用这样的方式处理人生困境。就像是个任性的孩子，受到委屈便使劲地跟全世界过不去。

但当回头去看《处女泉》、《第七封印》，人们却会被当中的倔强与强硬所吸引。保持着原生状态，坚持对神祇的天问——这让人无法不联想到终生都在尝试探讨这个问题的导演，他在面对自己命运的时候，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和思索。

2013年7月14日，英格玛·伯格曼诞辰95周年。虽然他在六年前才以89岁高龄溘然长逝，但人们对他的追思与探讨却几乎从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家庭为我塑造了一面墙”

1918年，伯格曼出生于一个路德教会传教士家庭。母亲来自中产阶级，相貌出众、天资聪颖；父亲是个严肃而略有神经质的牧师。两者的个性极端不同，因而也令这失败婚姻的阴影蒙在小英格玛身上。

牧师的管教极为严厉，这造成了伯格曼日后的叛逆性格。在青少年时代，他渐渐产生对父母和家庭的不满情绪，不肯循规蹈矩。而父亲对此也早就看不惯——就在伯格曼在大学期间决心辍学的时候，父子二人终于反目成仇。

长大之后的伯格曼回忆起以前严格的家庭生活时曾说：“这个严厉的中产阶级家庭为我塑造了一面墙来反击，使我愈磨愈锐利。同时他们也为我提供了一些价值，像效率、准时、对金钱的责任感等等。这些虽然是中产阶级的作风，其实正是生活上的一种纪律，对艺术家而言相当重要。”

而严苛肃穆的宗教气氛与瑞典民族所特有的沉郁、古朴都在他之后的电影里打下了一层重重的底色。

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主修文学和艺术史，对莎士比亚和斯特林堡深深着迷。1944年，他离校到哈辛堡市立剧院任专职导演。那一年，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个电影剧本《苦闷》，隔年便执导了第一部影片《危机》。

到了上世纪50年代，伯格曼的艺术创作逐渐清晰和成熟了起来。1954年拍了《秋日之旅》、1955年《夏夜的微笑》、1956年《第七封印》、1957年《野草莓》、1958年《面孔》、1959年《处女泉》、1960年《犹在镜中》、1961年《冬日之光》、1962年《沉默》——正当壮年的导演全面爆发，以惊人的体力与脑力创作出了令人目不暇接的作品。

人与神

伯格曼一生导演了62部电影、170多场戏剧。自始至终他都在探究同一个主题：人与神。上帝是否真的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神之间的交流、生与死的意义——这些深深困扰着他的命题，也在他的艺术创作中产生了巨大的张力。

其中《第七封印》用肃穆酷烈的氛围向上帝和死神发出天问，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和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处女泉》中，导演也借由一个悲惨的故事发出了上帝是否真实存在的质疑，该片获得奥斯卡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

伯格曼为了表现这样严肃的主题，酷爱使用静止不动的特写镜头。他所喜爱合作的演员丽芙·乌曼与马克斯·冯·赛多都经受得起他从镜头背后的窥视，细微地表现情绪起伏与心理变化。

他大部分的电影取景都来自故乡瑞典，阴冷而坚硬，是处理痛苦与疯狂的绝佳背景。

英格玛·伯格曼的作品对当代很多导演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法国“新浪潮”导演吕克·戈达尔和美国黑色幽默大师伍迪·艾伦。伍迪曾对《时代》杂志回忆自己的偶像时崇敬之情溢于言表，他列出了他最喜欢的五部伯格曼作品，说他的任何一部都是每个电影人想要拍摄的。

而华人导演李安在伯格曼面前谦卑之心更为确切。他曾说自己因为看了《处女泉》而下定决心要踏上导演之路。也因此，在伯格曼垂垂老矣之时，他去法罗岛拜访心中大神。两人的拥抱简直就像是信徒在拥抱上帝，令人无法不动容。

位于波罗的海上的法罗岛是伯格曼生活与工作了40年的地方，也是他最后辞世的地方。他曾经和伍迪·艾伦说过，希望自己是在一个暴风雨天里死去。但事实上，他走的那天是个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