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全世界最开放的自贸港

1841年6月7日，英国政府代表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宣布香港成为自由贸易港。172年来，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内涵和功能逐步扩展，成为全世界最自由、最开放也最多功能的自由港。

香港全境土地面积约1104平方公里，由香港岛、九龙半岛以及新界地区（包括262个离岛）三部分组成，而位于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的维多利亚港，是举世闻名的深水海港。

自开埠以来，对外贸易始终是香港经济之本。可以说，香港的历史就是一部对外贸易发展史。

据《台湾、香港、澳门经济史略》一书介绍，香港对外贸易发展经历了单一的转口贸易（1841~1951年）、以港产品为主的加工贸易（1952~1987年）和复合转口贸易（1988~至今）三个历史阶段。

而目前，客观形势要求香港进行再一次经济转型，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关家明认为，如今香港已经进入了离岸贸易的新阶段。

香港投资推广署助理署长邓仲敏曾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香港作为全球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有着多方面优势。一是香港是全球公认最自由的贸易区，资金流通顺畅，营运效率高；二是香港市场营销网络覆盖全球，是亚洲地区的物流中心；三是香港资讯发达，信息传递快速，是国际贸易的理想平台；四是香港有健全法制、稳健金融体系、严密监管机制，可保障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五是香港税率低、税制简单，经商和投资回报极具吸引力。

实际上，香港自由港的内涵，包括自由贸易、金融市场开放、资金自由进出以及自由开办企业、自由市场调节四个方面。而支撑自由港公平竞争经济环境的，是香港健全完善、历经上百年发展演变、源自普通法的法律体系。

贸易自由

香港的对外贸易在二战中一度完全停滞，但战后数年间香港很快恢复了原来的转口港地位，并抓住内地大批资金、技术和人口流入香港的机遇，经济迅速起飞。

战后的香港对进出口贸易基本上没有管制，对进出口的一般商品不设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同时对本地厂商出口商品也不提供任何优惠和特权。

在香港输入和输出任何商品，只用缴纳数额很小的从价税，作为支付政府有关部门处理进出口文件的行政费用。同时，进出口贸易手续十分简单，一般只要在货物进出口14天内报关，无须事先批准且报关所需文件很少。

由于贸易完全自由，香港特区政府工业贸易署发言人（Victor Ma）向本报记者表示，迄今为止，香港只签订了四份自由贸易协定，且主要是为了帮助已在香港占比超过90%的服务贸易进入对方市场。

这四份自由贸易协定分别是2003年和内地签订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2010年和新西兰、2011年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即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以及2012年和智利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

金融市场开放资金自由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能吸引大量外国投资，并通过其强大的融资市场，为贸易和其他行业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香港金融机构开办和经营自由，本地银行和外资银行享受完全平等的待遇。但这种情况也只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后才实现，此前香港特区政府的金融政策也较为保守，一度出现过两个外汇市场并存的情况。

香港先后在1973和1974年取消了对外汇和黄金的管制，允许外汇自由汇兑，完全放开了外汇及黄金市场，使香港一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1978年香港取消已实行多年的限制，向外资银行开放，并逐步采取更加自由的金融政策，形成了以外资银行为主体、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银行体系,自此便有了“香港的银行多过米铺”的佳话。

而在汇率制度上，70年代初实行港元同英镑和美元挂钩浮动，1972年实行自由浮动，1983年则实行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至今。但无论实行何种汇率制度，本地资金和外国资金均可以自由进出和流动。

企业经营自由

香港实行企业自由经营制度，奉行“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原则。

香港对外来投资没有限制，即便公用事业也大量由私人公司自由经营，只有少量公用企事业公司受政府指导和监督。香港环境局副局长陆恭蕙曾告诉本报，香港的电力、煤气和燃油等公用事业公司在几十年前已经私有化，涉及到能源政策如电力方面，政府还需要和私人公司进行协商合作。

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处长钟丽玲向本报记者表示，香港的公司注册制度可追溯至1865年订立首条《公司条例》时，香港最快1个小时便可成立一家公司，该处每日批准成立的公司多达700~800家。而不论本地还是外国公司，均一视同仁按照《1984年公司（修订）条例》注册登记。

邓仲敏也向本报记者强调，香港特区政府的政策是便利营商、一视同仁，“我们不会对某一个企业、某一个行业有特别的支援，不会有税务优惠或者特别便宜地批准用地。”邓仲敏说。

自由市场调节

在香港，所有的商品价格、劳动力供应、资源分配都依赖于市场的价格调节机制，完全受供求规律制约，政府一般不对市场的价格进行干预。

香港自由市场经济中的自动调节机能，令各个企业和公司、各种商品可展开充分的自由竞争，同时企业倒闭和破产也成为其中的必要机制。

这种自由调节自由竞争的机制促使香港经济能够高度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对市场保持灵敏的反应，及时自动调整自己的产销策略及发展方向，以求得出口导向经济的发展。

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功能全面、结构完善。香港自由贸易港的范围覆盖了整个香港地区，不仅商品可以免税自由进出、市内可以自由居住，资本的流动也完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

而这种综合的总体功能令目前世界各地传统的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和某些以发展旅游业或以发展离岸金融业为主的特殊自由港等自由经济区仍无法与之相比。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自由贸易港是在健全法律体系的支持下发展，无论是银行、资产管理、船运、商业还是贸易等相关领域，均有法律条文与之对应，基本上做到每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都有相应的法规加以约束，从而创造维持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

香港争议积极不干预主义

 

香港从一个小渔港发展成国际自由贸易和金融中心，一般认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香港特区政府采取的积极不干预主义，以及一套完备的不干预政策。

然而，政府是否应继续积极不干预正在香港日益产生争议，但不论如何人们依然相信市场能主导的地方政府便应少一些干预。

不干预构想在上世纪60年代早期由香港财政司司长郭伯伟提出，在香港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1978年香港财政司司长夏鼎基将不干预主义称为积极的不干预主义。

“政府不应该向任何一个商业或者工业人士说他应该做些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些什么，无形之手是我们经济的最佳指引。”夏鼎基说。

基于自由市场的指导思想，香港特区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管理问题上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制度原则和政策措施，极大地激活了香港的活力。但经过一百多年发展后，如今的香港面临周边竞争加剧、资产价格高昂、贫富悬殊的现况，香港是否应继续积极不干预主义引起了争议。

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智库组织香港黄金五十创办人林奋强近日在“香港前景何去何从”的研讨会上表示，香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了高增长期，现在进入第二次转型期，但香港面临硬件和软件都不足的问题，香港特区政府应效仿新加坡政府，主动使用千亿投资来改造香港。

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更在同一论坛上称，香港拥有大量财政盈余，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应善用库房盈余，做到应用则用，否则会成为香港的“大罪人”，一时令舆论哗然。

长期坚持审慎理财观念的曾俊华随后在博客回应称，对于香港坐拥7000多亿港元的财政储备应加以善用投资未来的看法没有异议，关键是如何善用。他愿意投资于有助提升香港竞争力及可以惠及香港市民的软件和硬件，但希望大家可多作讨论提供具体建议。

上述争议是香港特区政府是否应继续奉行积极不干预主义的一个缩影。

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关家明认为，一般来说，可以和香港进行比较的自由贸易港是新加坡。

“但从政府在经济发展里面担当的角色来看，香港和新加坡可以说是两个极端——香港是可以不做就不做，新加坡是只要能做的就都做。”关家明说，香港和新加坡都是相对成功的榜样，所以很难说有一套模式放在哪里都可以用，要看当地的一些历史情况、经济条件和对政策的掌握等。

关家明表示，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不干预的经济模式，市场本身就需要一定的规矩和规律，或者更多的是需要通过一些法律和比较硬性的条文去做出界定。“不然的话玩游戏的人都不知道游戏的规则，那游戏也就不能玩了。关键是到什么程度，哪些是通过市场制定，哪些方面需要通过法律，又有哪些方面是通过行政手段去做一些干预、监管和推动。”

关家明称，不同地方和不同行业，有可能适合用新加坡的模式，也有人认为香港如果50年前便像新加坡政府一样干预市场的话，经过一定的适应也可能做得比现在更成功。但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假设性情况，香港过去的经验是市场很重要，政府在推动经济方面要很小心，大部分市场能主导的地方政府就少一点干预，通过行业本身和市场来发展的话相对会好一点。

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关家明：

香港进入离岸贸易阶段

 

成立于1966年的香港贸易发展局，见证了香港自由贸易港发展的起起落落。作为推广香港贸易的法定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以半官方的公营机构身份，在过去近半个世纪来随着香港贸易变迁而不断改善自身功能，从推广有形的商品贸易到推广金融、法律和会计等无形的服务贸易。

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关家明近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称，香港已经从转口贸易转型至离岸贸易阶段。

香港贸易发展局近日一项研究则称，离岸贸易作为香港商业活动的一环，所占比重已由1988年的18.6%增至2012年的65%，香港官方出口数据未能真实反映香港的出口表现。

所谓离岸贸易，是指由一个母公司在其他地区或国家开办子公司，将异地生产的货物卖到第三国乃至全球。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自2006年，香港每年的离岸贸易货值都高于转口货值，2011年离岸贸易货值估计达4.5万亿港元，相当于同期香港转口贸易货值的1.4倍。从2002年至2011年，离岸贸易货值增加超过200%，远高于同期香港转口货值130%的增幅。

第一财经日报：香港作为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发展有好几个阶段，你怎么看这些阶段的特点，现在到了哪个阶段？

关家明：香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自由港，而且是贸易和金融两方面的自由，这种情况基本上一直以来都没有变。贸易自由方面，比如说航运船只可以自由进出，货物基本上没有关税；金融方面基本上没有资本管制，港币的发行流通基本没有外汇管制。

香港的经济形态在不同阶段有着转变，最开始的渔港是一个阶段,而香港真正经济起飞是在战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一般的理解是有三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后内地工业方面的资本来到香港，香港工业化开始起步，从原来的转口港转型为以本地制造业为主的出口贸易。第二个阶段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别是内地开放以后，开始吸纳来自香港的投资，很多工厂基于成本的差别都一步步搬到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去，香港经历了从本地的制造业出口到转口贸易的一次转型。

虽然香港工厂都搬到外地去，但那时大部分产品是通过香港销到内地，或通过内地工厂经过香港出口到海外，转口贸易相对比较发达，曾经最多时内地出口有70%是经过香港。

过去十多年，工业搬运已经基本上完成，有说法认为香港已经空洞化了，香港没有工厂，香港的工业区也不做工业。在这背后实际上也有一种转型在进行，就是我最近讲的离岸贸易。

离岸贸易和转口贸易有很多差别，转口贸易是指货物经过该港口进行转运，但离岸贸易的意思是说，不但厂房不在当地，就连运输也不在当地，基本上是通过内地港口自由进出口。

从香港的角度来说，我们这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工厂也没有运输，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对香港来说，腾空了很多的资源、土地、人力去发展一些新的其他行业，特别是服务业，现在香港90%以上都是服务业。

同时，虽然大部分贸易已在内地进行，但仍然有很多的经济活动放在离岸也就是香港进行。我们发现很多已经搬到外地比如说内地的一些公司，实际上有很多服务和后勤的活动还在香港，只是它的工厂、运输这些有形的资产或活动已经不在香港，他们留下的是一些进行营销、金融的工序，其实这些工序的附加值更高，对整个企业营运也是非常重要的。

日报：按照你的分析，香港转型为离岸贸易应该是在过去几年、十几年慢慢发生的过程。你怎么看离岸贸易对香港实体经济的冲击？我们看到，深圳港进出口集装箱量今年首次超过了香港，这些贸易相关传统行业又该如何转型？

关家明：我们从1988年开始做香港离岸贸易调查，每3年做一次，2000年后特区政府也发现这是很重要的数据，于是政府也进行了一套更完整的研究。

只是我们的着重点不一样，政府是直接看有多少价值的货物是在离岸生产或贸易，我们的调查比较集中的是，离岸贸易形态的趋向、工业分类和背后原因，作为推动跟踪行业发展所需的一些资料。

可以看到，往外搬比较多的是对土地和劳动力需要较多的一些工序或者是行业，还有一些是搬了一部分，生产后有些产品是回头通过香港进行运输。

一是搬到珠三角的企业回头用香港港口运输设备的机会相对较高；二是附加值比较高、体积较小的一些珠宝、高端电子产品，回头进入香港的机会相对较大。所以你会发现，从特区政府的一些进出口统计数据来看，香港剩下来的都是电子行业。

留下来在香港进行比较多活动的，一是金融资金募集方面，二是供应链方面的管理。

离岸贸易毛利率比较低（约6%，低于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的16.3%转口贸易毛利率），主要是离岸贸易活动一般是进出口贸易环节的最后一段，这和牵扯较多工序的转口贸易相比，毛利率低是正常的。

以前我们的产品，从原材料到生产、成品到运输都在一个工厂里面进行，如果说涉及10个工序，每个工序附加1元钱的话，加起来毛利是10元钱。而现在供应链全球化，我们把工序分割在不同地方做，效率提高了，分工更精致，而且量也相对更大，其实加起来的工序可能是十元钱，也有可能会更多。

虽然不是将全部工序都放在香港，但现在放出去的是相对增长值较低的部分，留下来或者继续发展出来的是一些增长值相对高的部分。

同样的工作人数，以前分在一些高低不平的工序里工作，现在就集中在一些高端的工序，因此总体来说，香港的人口每年增长，但是人均的产值还是在不断增加。

深圳港运输总量超过香港是必然趋势，香港如果还去搞货柜转运的话，竞争力应该不会比深圳高，因为香港地方和人力有限，运输业已到了一定程度不能再发展，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周期，如果硬要将这些行业留下来的话只会成为负担，所以应把那些其他人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让别人做，香港做一些有优势的新型行业，互相之间还可以互利发展。

日报：按照这样的趋势，你们作为一个半官方机构，会如何建议政府或业界？

关家明：具体到一些政策建议，我们有时候会牵涉到，但这并不是我们主要的职务。

我们作为贸易发展局，主要是帮助香港特区政府推动香港的商品和其他贸易服务发展，当然在这过程里面如果发现有一些政策上的东西需要改变的话，我们也会向政府反映，但是否采纳完全由政府来决定。

实际上我们看到，香港总体发展最关键的一条不是政府的资助或者是推动有多大。虽然说我们做得还算成功，但香港的发展主要还是靠业界这些私人企业自己去推动。我们其实就是提供平台帮他们推广产品，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产品要有竞争力，所以最关键的还是企业是否能跟着市场的需求去转变经营和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