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忠”的轻与重

电视剧《精忠岳飞》正在热播。不化烟熏妆，不穿“范二青年”的T恤，黄晓明戴上假发假胡子，披上将军的战袍，也颇有些岳武穆精忠报国的气概。

媒体也跟进了这股“岳飞热”，南京的报纸上就有一则“岳飞江宁抗金之战真相是什么”的历史报道，试图还原“牛首山大捷的真实面目”。面向公众去探索岳飞抗金的真实战绩，是需要些勇气的。如果能再往前迈出一步，从制度等层面进行探讨，意义也许会更大。

宋代在军事上实行“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帅）臣主兵柄，各有分守”的制度，也就是将练兵、调兵、领兵作战的权力进行了分割。其原因不外乎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安史之乱”中，拥兵自重而无约束的节度使，成了对大唐帝国统治的最大威胁。而赵匡胤本就是“黄袍加身”做了皇帝，自然不希望部将有任何依样画葫芦的机会。

这样的制度设计，杜绝了体制内的实力派起兵造反的可能性，却也因为“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尴尬，注定在与外部势力的对峙中先天不足。而两宋的对手，辽、金、蒙古全民皆兵的原始社会制度，足以让他们在与大宋的对抗中占据上风。所以，军事制度相仿的宋、明两朝，最终都遭遇军事失败。在这样的局面下，“岳家军”的不俗战绩自然引人注目。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支队伍多少算是一种介于“体制边缘”的军事力量。作为“湘军”、“淮军”的老祖宗，具有“子弟兵”色彩的“岳家军”，因其统辖权力相对集中，在军事效率上自然胜过那些“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正规军”。

但“岳家军”这样的部队对于皇权而言反而是更大的心腹之患——如果领兵将领的势力、威望都在自己之上，想要保住皇位，岂不是只能依靠稀薄的道德力量和虚无缥缈的“忠君思想”？由于这种制度造成的两难尴尬，大宋若不是在战争中被打得灰头土脸，便只能在宫廷的君臣猜忌中罗织出一些“莫须有”或者“真的有”的罪名。

制度上先天不足，有没有可以弥补的措施？也许，第一得放下面子问题，第二要走下道德高地。

从“综合国力”来分析，军事上积弱的短板，并不能掩盖宋代在经济建设上的成就。“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固然是对达官贵人们穷奢极欲的声讨，换个角度也未尝不是杭州一派繁华景象的实录。

议和未必不是一条和平发展的良性道路。只是，用议和的方法维系社会的繁荣，是不容易拉下这个脸的。堂堂中原大国，若向未开化的蛮夷俯首称臣或者称“儿皇帝”，或许还要年年岁岁朝拜纳贡，则天朝和天子颜面何存？

于是，对敌策略问题，往往会异化为全不相干的道德判断。在这个标准下，不但有战功的将领会被视为英雄，即便是喊几句主剿的口号，便足以给自己贴上道德的标签。

可决定战争胜败的，本来就不是谁在道德高地上成功登顶。明朝末年，戚继光和袁崇焕在战争中屡战屡胜，也被后世视为当然的忠良。他们的名字被历史记住，正是因为战绩更出色。

可戚继光和袁崇焕获胜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戚继光的部队，已经用上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枪，并且摸索出了一套与欧洲相似的战法，这才痛击了不可一世的铁骑。至于从未有过战争经验的书生袁崇焕，那更是用威力巨大的“红夷火炮”，轰得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皇帝丢盔弃甲。

当冷兵器与火器短兵相接，决战的双方已经在技术上差了整整一个时代——这样的“代沟”，绝不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雄才大略所足以跨越的。

只是转过头，政治层面上的君权又摧毁了军事层面上的技术优势。戚继光郁郁而终，袁崇焕更是被暴民食肉寝皮。于是乎，超越了时代的战争工具，随着两人的死去在中国失传，甚至已经为两百年后大清在列强面前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鸦片战争的战场上，英军祭出了更为先进的武器，仍处于冷兵器时代的清军无力招架。此时此刻，道光皇帝仍然认定，战争失利在于官员不够勤勉忠勇。百姓则坚信，失利的原因是主战的林则徐受到了错误的处分。

对比战争的进程和双方的军事实力，奢望不败纯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是以天朝自居的优越感、道德判断和感情因素糅杂在一起，这才产生了有可能击退“英夷”的美丽幻觉。而在对于败因的探讨中，制度因素始终是缺位的，技术因素从来是被忽略的。

回过头来说，900年前的岳飞，也许同样在历史记述和口口相传中，被寄托了渴望胜利的感情因素，似乎只要忠义的岳飞不死，大宋还可以收复北方的旧山河，甚至未必会最终亡国。

时至今日，如果我们看到的，只有岳飞背上那四个大字，何尝不是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