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为何回避图片报道？

克米特·戈斯内尔（Dr. Kermit Gosnell）案的判决结果让反堕胎人士又多了一项力证：这个实施堕胎的人被控（最终也被判有罪）接生有生命的幼儿，尔后又将幼儿谋杀。他施行这种犯罪已有多年，虽然谋杀手段残忍，却一直成功藏身于遮羞布下。费城大陪审团的报告中说，戈斯内尔称自己的行为是“实施妊娠死亡。”“而他实施妊娠死亡的方式就是用剪刀插入婴儿的脖颈，剪断脊柱。他将这种方法称为‘裁剪’。”

相较于一般新闻事件，媒体对这一事件中”妊娠死亡“的报道涵盖了更多的图像画面内容。伸张堕胎权力的人们立刻犀利地指出戈斯内尔的诊所并不具有代表性；他被控的罪名是谋杀，而非合法堕胎；以及如果将堕胎非法化，类似戈斯内尔这样的诊所数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然而很多读过该案相关报道的人都会注意到，相比于直接杀婴案，合法晚期堕胎中肢解四肢与切断脊柱的行为也同样残忍，区别在于，合法晚期堕胎中这些操作是在产道中进行，而杀婴案中，是在手术台上。反对堕胎人士希望戈斯内尔贮存在罐子里的断肢能够唤醒公众对晚期堕胎的认识，使他们明白晚期堕胎杀死的是四肢俱全、已近乎成型的婴儿，而非未成形的细胞组织。活动家莱拉·罗斯（Lila Rose）在与福克斯新闻台主持人比尔·奥雷利（Bill O’Reilly）访谈时这样总结该观点，”我认为我们已经忘记了到底什么是堕胎。“

反堕胎人士一向认为，只要他们能够用最形象直观的图片让美国人了解”到底什么是堕胎“，他们就能赢得公众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招贴标牌上会有被流产的婴儿图片。他们还认为，报社普遍有支持堕胎的偏见，所以它们才在报道中对堕胎进行美化。我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想用更清楚的画面——就像我经常论述的美国政府操控无人机的话题一样，我经常思考，如果有更多的美国人通过画面看到后果：那些焦黑的尸体、断肢残臂、流血的儿童，对无人机的批评声是否会高涨。但反堕胎人士其实不应就此认定媒体关于堕胎冷冰冰的报道是因支持堕胎的偏见所致。就是在美伊战争期间，美国人民都能看一天电视，也看不到一个美国士兵阵亡的镜头。

美国媒体过去并非总是这么谨小慎微……许多研究都标明，在最近几十年内，媒体开始逐渐减少发布清晰的暴力画面，就连电影和电子游戏中虚构的暴力描写都受到了限制。减少图像画面报道，部分是由于媒体越来越害怕冒犯观众：总的来看，美国人不赞成使用战争照片或图像来进行渲染；部分也是由于观众和广告商都不希望看到可怕的画面。另外，在军方加强对战争画面控制之后，如今有些照片报社因受到法律限制很难公开发表。

其他国家的媒体并没有构建出这样一个不见血的世界。据亚利桑那大学副教授Shahira Fahmy的研究，半岛电视台的观众就对该台战争报道中的流血和死人有相当的心理预期，实际上，半岛电视台在阿拉伯地区网络遍布，正是因这种暴力流血画面而得以载誉的。（正如该台一位埃及裔美国观众在2003年对《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报》所说，“我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没有一个人死。我看半岛电视台——完全就是悲剧。”）而这种谨慎态度不仅局限在阿拉伯地区的新闻媒体。Fahmy的文献综述中提到，不少学者都认同，外国（译者注：美国以外）媒体总体上更愿意使用画面图像。

美国媒体相对严谨的报道方式并非全然不近情理。苏珊·桑塔格（Susan S）在她2003年《关于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一书中提出，图像画面的渲染效果有可能产生负面效果。人们期待图像画面能够让观者心灵震撼，从而引导他们行动，然而这些图像也可能带来“反回应：希望和平，寻求复仇，或仅仅是持续被堆叠的图片信息刺激到感知麻木，认为坏事的发生也是理所应当。”很多年以前，桑塔格就在她《谈摄影》（On Photography）书中收纳的一篇散文中表达过类似的担忧：图像让我们对恐惧麻木。”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她写道，”‘忧国忧民’的摄影作品在唤醒人们良知的同时也使良知沉睡。“另外一种独立而影响广泛的批评反对意见认为，图像画面——他们称之为”战争色情“或”灾难色情“——挑逗并刺激着我们黑暗的自我。在这种意见之后，又有对此类图像主题的担忧。阿诺德·勋伯格为大屠杀遇难者的管弦致敬曲目《华沙幸存者》创作于1947年。西奥多·阿德诺在对这一曲目的评论文章中试图打破这一伦理困境。”遇难者被创作成了艺术作品，被杀害他们的这个世界抛来掷去，“他感到担忧。

这些批评至少在一点上是正确的：图像与画面不足以阻止暴力的杀戮。在战地摄影出现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仍要面临战争。（传播堕胎的相关照片也没有阻止堕胎。）但尽管如此，战地摄影仍是最常向美国公众传播极端图片的源头。这些材料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公众思维。对于 一些令人深感不安的越战照片，这一说法无可置疑——1963年僧人Thich Quang Duc在西贡自焚的照片；1968年处决一名越共俘虏的照片；1972年一名赤裸着的女孩儿逃离汽油弹袭击的照片——这些照片影响了公众观念的形成。到了当代，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震惊全国，将虐囚推上了公众讨论的最前线。在亚利桑那大学教授法赫米（Fahmy）于2001年下半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对9.11事件，调查对象能回忆起的伤亡画面越多，他们对恐怖主义的关注就越强烈。阿拉伯社会中也进行过类似的调查：2001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位教授Mohammad Ayish在他这项调查中发现，支持巴勒斯坦和反对伊拉克经济制裁人数的不断增加与人们接触反反映地人民疾苦的图片有关。

媒体中的图像画面不仅仅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什么，同时它们还决定了记者怎样描述世界，从而也就决定了我们了解世界多少，以及我们怎样谈论世界。因为我们不愿直面未经粉饰的现实，图片可能会经过美化，但是经过美化的图片反过来也让人们更容易接受不那么血淋淋的语言。我常常惊讶于美国政府的所谓“定点击杀”如何隐藏在委婉语（“附带性损害”）之下。我不确定如果更多的美国人看过反映我国无人机所造成损害的图片之后，反对无人机的声音会不会变强。但我相当肯定，如果某篇文章或者电视的某个镜头涵盖了一具血腥的尸体的图像画面，那么在思考、写作或委婉地用引号引起”附带伤害“这种话时，难度将会大得多。而”妊娠死亡“这种抽象的词汇如果伴着肢解的小胳膊小腿出现，也会有同样的效果。

无论主题是战争、堕胎还是车祸，发表杀戮图像，与其说是由于某个具体政策观点，倒不如说是因为摄影的力量能防止我们全然回避一个主题。纽约大学文化批评与报道（Cultural Reporting and Criticism）的项目指导苏西·林菲尔德（Susie·Linfield）在《残酷的光辉：摄影与政治暴力》（The Cruel Radiance: Photography and Political Violence）中说得好：”想象一下，如果你从未看过一张照片，你的精神世界、政治世界与道德世界将会怎样。” （翻译：Lauren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