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三)

六、弗里德曼与中国

弗里德曼在1988年访问中国时，他会见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会议结束后，双方表示互相佩服。弗里德曼在1989年之后预测中国经济将崩溃，包括严重的通胀和国民收入增长大幅减少。这些意见在1989年旧金山纪事报发表。1989年6月，我在香港普林斯顿校友会发言，指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大可能大降，因为国内生产总值是由经济力量决定的。不久以后，我发现我的预测是正确的，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给弗里德曼，指出他的错误。他回信说，他不应该对他不懂的事发表意见。

弗里德曼相信民众应有较高的经济自由，这在他与夫人著的书《自由选择》中可以得到说明。他建议我在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于2003年10月讨论该书的会议上发表一篇文章，讨论“在中国实行的自由选择”,我的文章根据他们的书讨论了8个主题，包括：1.经济自由;2.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3.政府角色;4.社会福利;5.教育;6.保护消费者;7.宏观经济政策;8.朝着更自由的趋势。内容读者可参阅上述会议的论文集。

七、对我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的影响

弗里德曼对自由市场很有信心，相信它能解决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我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也持有同样的观点。1955年我到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任教，我的思想开始改变。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学期，访问哈佛大学的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教授请我吃中饭。他想把我的论文列进他主编的“经济分析丛书”出版。他知道我对汽车需求有兴趣，说因为欧洲汽车不足他想把美国的旧汽车运到欧洲。我立即说：“如果有这个需要，市场应该已经做到了。”丁伯根回答说：“这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想法。”这句话让我为难，想想我应当重新考虑市场经济的效率。

在麻省理工学院，我受到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的影响，开始发现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支出是有效的。即使实行货币政策，也有用原则或用自由裁量决定的区别。弗里德曼主张用原则，以固定的速度增加货币供应量。用自由裁量的将允许看宏观经济的状态，以调节货币的供应量。

我认为在发展中的经济体中，政府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影响新兴产业的发展。芝加哥学派不同意,说政府不应建立国营企业，甚至不能挑选民营企业中的优胜者来加以扶助。根据我从上世纪60~70年代后期当中国台湾地区经济顾问的经验,我观察到很多政府官员比大多数企业家对经济和企业更为了解，知道应当支持和促进哪些行业或企业。其经济部门负责人李国鼎，就是一个的例子。在李国鼎的领导下，台湾在1973年成立工业技术研究院（ITRI)，从事特定领域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服务。工研院不仅提供技术和知识，帮助选定的行业和民营企业，也帮助建立民营企业。李国鼎邀请了在美国的知名企业家张忠谋博士领导工研院。1987年政府支持张忠谋创办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这家公司在2013年的市值约1000亿美元。

我观察到中国今天的经济，政府允许民营企业的建立，但只能在有限的区域与国有企业竞争,政府对国有企业还有财政的支持。我认为政府应该允许两种企业存在，并在一个公平的环境里竞争。不然会影响生产、销售和新技术的发展，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和经济增速降低。

弗里德曼教会我如何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制定一个简单的假设来解释复杂的问题。在为人方面，弗里德曼教我应有自信和自尊。弗里德曼对名人与普通人一视同仁。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曾经说过，弗里德曼在面对美国总统或一个普通人时，会有相同的姿态。我也学会了这样的态度。还有，我观察弗里德曼有时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充分考虑相反的观点。这使我反思，应当更要尊重别人不同的意见。

弗里德曼没有当政府官员，而能运用经济学知识影响经济政策和社会的进步。他通过出版书籍、培养学生，讲授他的想法，并曾在电视中传播他的《自由选择》一书。所以他的思想影响了政府与社会。

他影响了很多人，他们在日后将传承他的理想。我们都非常想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