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领导最恨“双轨”养老

最近以来，社会对养老“双轨制”一直抱有很尖锐的批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采取不同的养老制度，这就意味着他们可能贡献相当、级别相同，在同样年龄退休，但是待遇却有重大差别。

笔者一直以为普通企业职工最为痛恨这个“双轨制”，但日前和中部省份国企干部交流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才最恨这个双轨制，因为他们的落差感最浓，一家开发区内建设类国企的中层就说了一个例子：他们企业的行政级别为处级，所有收入也是参照同级别公务员，虽然福利收入都一样，但最纠结的就是退休后收入。

按照规定：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与本人历年缴费工资、缴费年限和当地职工平均工资挂钩，有的职工缴费工资低，缴费年限短，退休后养老金也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退休费以退休前基本工资为计发基数，其职业特点决定，这通常是本人职业生涯的最高工资水平。

上述企业的老总最近退休了，目前月工资是五六千元左右，按照规定领取的退休工资只有二三千元；而这家企业主管部门一个副局长最近也退休，他们的级别都是处级，月工资也是五六千元左右，但是按照规定领取的退休工资还有五六千元。也就是说，退不退休，两人的收入状况差了一半。

当然，普通企业职工和公务员之间也大致是这样的差别，但是对于国企领导干部而言，他们和政府部门领导之间其实比较容易平调，只要级别相当而且有空缺，这种身份的转换没有太大的问题。普通企业职工和公务员之间是没法这么切换的，而这正是国企领导比一般企业职工更加嫉恨这个“双规制”的原因。

不过，这家企业可能也有些特别之处，那就是他们收入严格参照公务员。通常在一些发达的地方，一些政府或者国家机关官员因为年龄过线退休，就会安排到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甚至上市企业做董事长或监事长，而这种职位的薪水是需要对外公告的。比如笔者知道的一位副部级的司法机构官员退休后，就改任多家国企和上市企业的董事长，当年公告的薪水收入就有150万元左右。

虽然这个收入可能到手时因为扣税以及国资委的绩效监控而有所减少，但是相对于同一级别领导的退休收入，则估计可以高上数倍到十数倍。而且一干就至少是五年一任，那么在这退休后五年里可能赚够人生“最后一桶金”，就安然休养去了。当然，相应级别的待遇依旧在。

不过，这肯定是少数，而且，这都是单向的移动（一定程度上还挤占了国企序列的干部上升的空间）。鲜有国企领导快退休了，还能转到政府部门争取一个公务员待遇。不过，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国企领导年龄快到了，有功劳也有苦劳，就在退休之际找到事业单位高半级的单位解决一下待遇问题。这种负面新闻也见过，突击提拔一些59岁的领导干部，就为了享受比原职务更高一点点的待遇。

因为对于领导干部而言，你最后的岗位决定了你退休后的待遇。但是企业并不一样，在很多时候，企业员工收入最多的还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不是快退休的时候，除非当上了领导岗位且没有走下坡路。其实，企业还经常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效益不稳定，他们的收入波动性会比较大，公务员则基本上不会碰到这个问题。

“双轨制”造成的差距问题或者不公平其实很明显，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最高决策层都看得到。关键也不是怎么改，因为双规变成并轨也是大势所趋，也是社会共识。可麻烦的在于，两者的并轨有两个方式，把机关事业单位的标准拉低，还有就是把企业的标准抬高，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但是，这两者方案对于机关事业单位都不太有利，前者直接降低标准的阻力太大，而且要知道决策起草者、制定者、执行者们都是机关事业单位的人，他们在逻辑上都不太可能做出“自毁”的规划，否则就相当自己把自己的养老钱减少。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改革迟迟推不动的主要原因。

那这样就剩下抬高企业的标准，虽然它并不直接降低机关事业单位的标准，但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他们的优越感，而且某种程度上，其他人都提高，而他们维持不变，也是一种变相降低。所以，这种改革也推动不算顺利，尤其是一旦提高企业标准，就意味着企业得付出更高的成本，比如增加企业年金的投入，或者直接给在职的员工加工资。这在部分效益好的企业可以做到，但是全社会而言，这种提高的空间一定很有限。

所以，笔者以为“双轨”到“并轨”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会是一个死结，即便人社部在强调会制定顶层设计，也很难调和双方的矛盾，甚至极有可能都不讨好。而一个可行的思路不是顶层设计，而是授权地方解决，因为任何尝试统一解决上述问题都会面临中国地域差距过大的问题。只有授权地方，准许他们在各自小的地盘内，选择分歧最小的方案，设定时间表，逐渐拉平双规的差距。

只有这样各个击破，化整为零，才有可能避免社会超大群体之间的矛盾。因为一些地区，企业员工平均收入较高的，他们和当地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金差别可能不会特别大，他们之间各自拉平则是有可能。而区域之间的出现较大差距和缺口，可以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调动资金填补和调剂。只有细致化、差别化的政策才有可能缓解两大群体关于养老问题的重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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