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蛮子嫖娼：名流为何爱嫖娼？

电影《胭脂扣》剧照 

最近，像“嫖娼”这样难登大雅之堂的词汇竟屡屡成为新闻热词，从唐慧妈妈抗议“嫖娼”、坐实“强奸”的历程，再到李某某之母抗议“强奸”、坐实“嫖娼”的努力，然后上海高院法官集体嫖娼再激起舆论的一场高潮，本以为这会落幕，结果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嫖娼案再把这个词推向热议的巅峰。

网络上流传着这样的段子：当上海的法官们想拼命甩掉“嫖客”身份的时候，当李双江梦鸽夫妇在竭力为儿子天一争取一个“嫖客”的名份的时候。没想到薛蛮子轻轻松松地得到了一个“嫖客“的身份。在我国，嫖娼只算违法，不算犯罪，更多时候是一件私德的问题。除非拥有公职身份，所以在当代社会思潮中，一个男人嫖娼了算不上什么大问题。

当代公权力对嫖娼多持否定态度，而在春秋时期，国家有过支持娼妓业的历史，嫖娼则是合法“性消费”。支持这种产业的就是齐国相国管仲。他可以被称作妓女业的祖师爷、娼妓神、妓女的保护神、性产业化的鼻祖、中国设立“红灯区”第一人等。清代褚人在《坚瓠续集》卷一记载：“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也就是娼妓业给国家创造了税收。

此后历朝历代，其实虽然名义上并不太支持娼妓业发展，但是从来没有禁绝过娼妓业，青楼也成为社会重要的交际场所。甚至不少帝王也有逛青楼、游妓院的故事。宋徽宗与李师师的故事流传千古，当然后来明武宗、清穆宗嫖妓就走下流路线了。文人雅士在青楼诗词歌赋也传下更多佳话，比如唐朝大诗人杜牧写过《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那个时代，女人没有读书求取功名的出路，如果是特别有才华的女子，只有两种可能为世人所知，其一是嫁给一位社会名流，可能会因为沾光而流传诗文，其二就是投身青楼，因为在那个风月场上，你的诗词歌赋会迅速得到传播。不少青楼女子与当时的社会名流互为知己、知音。

笔者一位朋友做硕士毕业论文，就研究宋代的赠妓词，还获得了优秀毕业论文。而给妓女写词的人中不乏大文豪，比如宋代文人苏东坡，就写过《醉落魄·苏州阊门留别》：“旧交新贵音书绝，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从这词也可以看得出来，即便是苏轼不断被贬官、落魄潦倒之时，其他达官显贵都突显世态炎凉的一面时，还有这些青楼女子为之送行，这恐怕不是冲着金钱而来。

从这个角度而言，也可以看出古代的娼妓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肮脏与铜臭，他们中至少集结了一批有才华和水平的女子。宋代歌妓根据其妓籍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官妓、市妓和家妓。前述朋友研究后发现：赠妓词中所表现的歌妓通常有一定文化素养或歌舞技艺，她们与文人墨客联系最为紧密，同时与宋词的创作和传播关系也最为密切。

这倒不是笔者掉书袋卖弄，只是想强调古代的青楼与当下风雨场所有着相当大的区别，虽然他们的共同点都存在皮肉生意。但是古代的“嫖客”和“妓女”的素质恐怕都胜于当代，以至于当薛蛮子因嫖娼被拘后，有一句略带刻薄的玩笑话说：他提升了中国嫖客的素质。当然，薛蛮子只是一个富商巨贾而已，纵然也在海外镀金留学，就文笔名声而言，那素质相比古代的文豪还是大有差距的。如今男女在受教育上也逐渐平等，没有几个女子需要依仗风月场所去扬名、展示才华。

也正是这种时代的差距，“嫖客”与“娼妓”就褪去了文化的内涵，名流与青楼的关系也就沦落到皮肉交易。在清末民国初期，这种反差就比较明显了。虽然还有蔡锷与小凤仙的佳话，但是陈独秀却因为是京城八大胡同的常客——算是上个世纪的名流“嫖客”，但也为接受新思想的蔡元培等人所排斥，最后他也告别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转行成为了革命家，最后也不算善终。

在新中国早期，确实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禁娼，还改造了一部分风尘女子，并为他们安排了一个还不错的归宿。此后，到了改革开放后，娼妓再次出现，但就素质而言，多数是走低端路线，而所卖的并非文化与才艺，唯有皮肉，嫖客们冒着风险再去这些场所，所图的也是生理放纵。除了黄段子流传，再没有看到优秀的文艺作品出现，而在街谈巷议中，也少把这种事情堪称多光彩，更不会大张旗鼓公开宣扬自己的青楼之行。

所以，当最近的“嫖娼”新闻成为热词，不由得让人感慨这是时代的没落，所图的也只是鱼水之欢，没有文化内涵的青楼，不过是一个生意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个时候，无论是法官还是商人，这样的“名流”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而已，除了他被曝光后成为众人的谈资外，就是一地鸡毛，了无滋味。（作者：禅宗七祖）

观点交锋：

牛智敬：拯救薛蛮子的逻辑

一个老男人的嫖娼行为，在互联网上被追溯到了90年前一个党派的成立、50年前一篇著名演讲的诞生。甚至还有嫖娼合法化的大规模附和。可见，这一炮打得惊天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