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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马其顿国际诗歌节上,中国诗人明迪在斯特鲁加大桥上第一次目睹了乌克兰裔美国诗人伊利亚·卡明斯基的朗诵。“我突然震惊,那是一种嘶喊,第一声就喊出我的眼泪。一个无法正常听到声音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有多大,只有喊叫,否则别人会同他自己一样听不见。”明迪曾经在她的一篇翻译笔记中如此描述道。就是从那时开始,这位华裔诗人开始喜欢并着手翻译卡明斯基的诗歌。
出版于2004年的英文版《舞在敖德萨》曾为卡明斯基在国际诗坛上赢得颇多荣誉:如美国《诗》刊露丝·李莉诗歌奖金(Ruth Lilly Poetry Fellowship)、怀丁作家奖(Whiting Writer's Award)、美国艺术学院的Metcalf奖等。同时,也让卡明斯基成了世界各大诗歌节的邀约对象。
上海书展期间,《舞在敖德萨》中文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卡明斯基也带着他的朗诵与对诗歌的感悟应邀前来,参加对谈和朗诵活动。
36岁的卡明斯基长着一张典型的娃娃脸,大大的眼睛透出清澈的光芒,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总是天真又略带羞涩地微笑着。人多的时候,他显得尤其安静。但在朗诵时,卡明斯基又成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人,带着饱满丰沛的感情,似在呐喊,又像呜咽。即便人们听不懂从他口中吐露的俄语或英语诗句,也或许会被诗句的音乐性所感染。
诗人的身后有一段曲折的家族史,“流亡”的主题时而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他的爷爷曾经被斯大林镇压枪杀,奶奶则被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挤牛奶,后来,她从一列一列火车上跳过,穿过大半个俄国,将当时只有一岁的儿子维克特从孤儿院带出来。维克特,也就是卡明斯基的父亲,后来成为一名成功商人,非常富有。最后因为乌克兰经济萧条而破产,又遇到“排犹”浪潮,1992年,卡明斯基一家迁往美国。
10个月前,他曾回到出生地乌克兰,故土犹在,然而物是人非。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他说:“以前我很害怕回去,因为不愿意以一个观光旅游的身份回去。我的邻居和朋友受苦受难比我多,我在美国生活那么好。这让我感到不安。但现在我觉得家可以是任何一种地方,只是一种存在而已。”
卡明斯基对写作语言的使用也与身世相关联。17岁以前,他只用俄语写诗。1994年父亲去世后,他开始用英文写作,试图以一种身边人看不懂的隐蔽方式悼念亡父。
从4岁开始卡明斯基的听力就因为误诊遭到了极大损害,而在到美国之前,他从未佩戴过助听器,这使得卡明斯基的英语发音除俄语口音以外还略带含混。至今,卡明斯基的听力仍旧不好,在出席活动和接受采访时,他需要戴着助听器、凝神倾听。
但在译者明迪看来,卡明斯基的诗歌反而因此极为重视音乐性。不过,这一点可能是在语言的翻译中流失最多的,译者必须在意象、意义和读音之间做一个抉择。对此,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明迪认为:“翻译之时,就是多读、多体会。他在注重什么,那么你在汉语翻译的时候也去注重什么。如果那人很注重节奏性、音乐性,你也去注重节奏性,就是要和他一样。如果那个人用很朴实的语言,你用很华丽的语言,这就不太对。就是要在风格、语调,各个方面去模仿对方,要神似而不是貌似。”
对话:“朗读也应该是个创作的过程”
第一财经日报: 你在对谈中说你在写诗的时候,把声音放在第一位,把意象放在第二位,把意思放在最后,为什么如此重视诗歌的声音?
卡明斯基:首先,我想解释一下自己对声音、意象、意义的定义。意象是比较国际化的,比较容易理解,不需要翻译,比如说用手捧水喝,或者放牛娃坐在牛背上吹笛子,这些意象很清楚。英国诗人布莱克有一首《老虎》,这首诗本身的声音节奏就在那儿,当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本身的力度就减弱了,除非在另一种语言中产生同样的节奏,因而有的可以翻译,有的不可以。声音和意象都很强大、很诗意。但是意象可以翻译到另外一种语言,但声音就没有办法。
声音对我来说很重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比较实际,第二就是下意识。声音本身就是诗歌的一个工具,像一个乐器,乐手要去弹乐曲,诗人就是把声音作为一种乐器在使用。 早上一醒来,“啊!太阳出来了。”这个“啊!”就是一首诗,你看见太阳出来了,情不自禁说声:“啊!”如果是人家打你一下你叫:“啊!”那声音又不一样。 所有这些声音在不同情况下都有不同意思,诗人就是要捕捉这些不同的声音,使它们产生意义。当然还有第三个层次,沉默。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画面,你看到的一部 分表示还有一部分是缺席的。同样道理,声音有听到的部分,还有听不到的部分、哑默的部分。有时候我们谈了一整天,却发现没有说话的几分钟是彼此之间最了解 的时候,不一定只有声音才能使人相互了解。
日报:你很重视朗读,看到你在现场朗诵时的语调和神态很特别。朗诵时,你会想些什么?
卡明斯基:我尽量不去想什么。写诗是个创作的过程,那么朗读也应该是个创作的过程,完全把自己沉浸进去。我不希望给人的印象是在读、在表演,我希望阅读的过程就是创作的过程。朗读要有现场感,不是装出来那个样子,而是本身就是那个样子。
日报:除了朗读之外,诗歌还可以有其他的表现方式,比如有外国艺术家会把一些中国诗人的诗歌和当代艺术结合起来,把诗歌放在装置艺术品上,或者把诗歌和建筑联系起来。你除了朗诵之外是不是有这样的尝试?
卡明斯基:我在这方面不是特别勤勉。我很希望我也能这样做。你刚才提到我的朗读和中国诗人不太一样。实际上东方诗歌里最重要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一部分就是静坐、冥思,打坐冥想,不要大声喧哗,很安静去思考,这部分是中国和东方诗歌中最吸引人的部分。西方文学一个很强烈的主题就是矛盾冲突,从《荷马史诗》开始,战争啊、暴力啊,一定要有冲突才有戏剧性。而东方文学尤其中国文学,最伟大之处就是能够在没有任何冲突的情况下,也能创造出艺术来,安静的这部分很重要。
日报:在你看来,朗诵是不是最好的、诗歌介入大众生活的方式?
卡明斯基:不一定,朗诵只是一种方式而已,每个人用的方式都不一样。如果我喜欢一个诗人,我可能会听他的朗诵,但我更多的会先默读、阅读他的诗。我说这话比较客观,因为我听力有问题。
并且,这要看诗人处于怎样的社会环境下了。在美国或者俄国,可能朗诵是一种很好的进入社会、进入大众的方式,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在广场上朗读是一种传统。但这不是唯一的方式。其实朗诵不仅仅是去接触大众,朗诵的方式是恢复文学最初的原始形态,因为文学最初就是口头文学,后来才有记录,文学的原始形式就是口头的。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能够安静下来,在一盏灯下翻开一本书阅读、享受,让另外一个作者进入到自己身体里,这已经成为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