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撵下车的不仅是两个人

马俊 “感冒农民工被表决撵下车”的事件令人痛心。 据《重庆晚报》报道，12月21日，两名乘长途汽车返乡的农民工因出现咳嗽症状，被同车乘客怀疑罹患甲流，进而被全体乘客投票表决强迫下车“隔离”——实际上是被抛在了高速公路服务区。直到12月22日凌晨4时许，他们才被重庆市高速公路执法人员发现并送往医院。经检查，两人患的只是普通感冒。 此事之所以令人痛心，首先从结果来看，这两名患病农民工不仅没有从司机和同车乘客那里获得帮助——不论他们患的是普通感冒还是甲流或者其他传染病，都应该获得的帮助——反而遭后者遗弃；而且司机和车上其他乘客做了一个将传染病风险推给社会，自己一走了之的决定——如果两人患的真是有致命可能性的流行病（事实上，从现行防控措施来看，甲流已经不在此列了），这一车人其实也都应接受流行病学观察。在这个意义上，这一行为使两个个体公民和整个社会的利益都遭受了损失。 而做出这个行为的司机和乘客其实也没有增进自己的利益：如果两人患的真是高危流行病，那么不采取合理的流行病学措施，就如此草草处理，也无法真正降低他们自身被传染的风险，更有甚者，他们可能还会传染给自己的家人朋友。如果两人只是普通感冒——而事实上也是如此，那么他们必定会受到良心和社会道德的谴责，至少没有人会愿意承认自己是那个车上的乘客。 这是一个没有赢家、全是输家的局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有人说是因为歧视农民工。歧视的确存在，但在这个案例中并非主导性因素——如果被怀疑患病的是两个看上去是城里人的乘客，这样的局面也未尝不会发生。 有人说是因为车上的人道德败坏。说这个话的人其实没有资格这样说——作为旁观者，我们并没有办法体会当时车上乘客的情绪，并没有办法切身感受到他们在那样一种情境中的恐惧和无措。 试想一下，半夜三更，长途车就像茫茫夜海中的一片孤岛，在那一时刻，“孤岛”上有人被怀疑患上了有致命危险的传染病。剩下的人，自然会本能地把那病人感受为对自己的“威胁”，并且本能地选择保护自己。其中有些人，也许并不是没有内心挣扎，但是一旦有几个人出来主张说，这样做就能摆脱那个“威胁”，这些人的恐惧自保本能也就压倒了同情心。车上的这场投票表决固然是不合法的程序，人们无权剥夺同样买票的其他乘客的权利，但之所以采取这一形式，也许恰恰说明，没有人有勇气独自做出这种残酷的选择。 读者诸君，设若你我处在那样的境地，我们会有勇气坚定地站在人性和社会公益一边吗？ 因此，这个事件根本上之所以令人痛心，是因为它揭示了，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存在着多少像那个长途车的处境一般的“人性孤岛”，在这些孤岛上，由于缺乏一些条件和机制，引导人们在人性和社会道德的框架内合理自保，普通人不得不违心地过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生活。 试想，如果长途车的司机受过紧急事件应对培训，他应该知道，在怀疑车上出现高危流行病病例的时候，应跟调度部门联络，把长途车第一时间开到最近的公共卫生机构，并安抚车上乘客的情绪；如果其他乘客受过充分的公共卫生教育，他们也应该知道，当时应向有关机构报告，寻求援助，并自发组织起来，共度难关。 然而，该发生的没有发生，不该发生的发生了。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公路客运企业、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社会公益组织，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在那辆长途车上，全体乘客都在无助和恐惧中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这是我们全体的失职！ 在看到这样的事件之后，公众不应该一味地谴责司机和那些乘客，公众更应该想一想，我们如何去努力改进一些制度、优化一些程序、完善一些方案、建立一些桥梁，去把散落在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一个个“人性孤岛”连结起来；通过一次一次危机的合理解决，去告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在很多时候，个人利益和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并不矛盾；在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有办法，既保护自身，又关照他人，过符合人性的生活。 　　（作者系本报编辑，wereditor@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