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的中国缘分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10年12月29日~2013年9月2日。

昨天的中国经济学界只有一个关键词：哀悼科斯。当地时间2日，102岁的制度经济学鼻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在其定居的美国病逝。

这位从未到过中国的老朋友，却在中国经济学界拥有教父般的影响力——张维迎、张五常、盛洪、周其仁等经济学家是其追随者，科斯的学术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更是犹如一盏航灯，与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路相映。

“强烈磁场”—一名参加过2010年庆祝科斯百年华诞研讨会的政策咨询专家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如此形容中国与科斯的关系。他称，中国的改革试验与科斯的理论不谋而合。在探寻更好的经济制度的道路上，科斯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另类”科斯

北京时间昨日，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1991年诺奖得主科斯去世。芝加哥大学是科斯常年供职的院校，该校称，102岁的科斯被认为是最长寿的诺奖得主。

但他与中国擦肩而过。科斯的中国助手王宁昨天对媒体称，老人原本计划下月来中国访问。王宁称，科斯不久前被诊断出肺炎，之后又被发现其腿上的大动脉有血块阻塞。为尊重老人不愿过度治疗的意愿，医院8月底开始放弃实质性治疗。

“认识的朋友一致说他的一举一动皆合乎英国绅士的礼仪。”经济学家张五常曾在博客中如此描述他的忘年交科斯。

1910年，科斯出生于伦敦近郊的威尔斯登（Willsden），这个邮递员家庭的独子年幼之时却因腿疾必须穿上铁鞋行走，尽管童年求学艰难，他还是于1930年顺利进入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学习商学士的课程。

和其他的经济学大家相比，科斯显得十分“特别”。他既没有哪怕一个漂亮的数学模型，也没有经典鸿篇巨著。但就是这样，科斯凭借几篇重要论文仍开启了三个重要方向，被视为产权理论、法律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开山鼻祖，最终在81岁高龄时戴上了诺奖的桂冠。

科斯的开山之作1937年面世，26岁的他发表《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这篇文章打破常规地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并首次运用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来予以解释。

他的学术理念被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科斯定理”由此命名，尽管他本人并不喜欢这样的“专属名字”。

张五常和王宁曾在科斯百岁之际于芝加哥对科斯进行了采访，科斯称：“我不喜欢‘科斯经济’这个词。我头脑中的‘正确的经济学’，也就是你们称为‘科斯经济学’的经济学，其实是经济学本来应该的样子。”

上世纪50年代，科斯移民美国，先后供职于布法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1960年，科斯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主张完善产权界定可解决外部性问题，更是在学界引发广泛争论。

经济学家许小年昨日称，科斯在该文中批驳了“外部效应”等虚幻的概念，指出当所谓的“市场失灵”时，不一定要政府干预，起码还有民间的谈判与契约、法律界定产权等解决方案，具体选择哪一对策取决于成本—效益分析，不存在“市场失灵靠政府”的逻辑。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作为访问学者曾与科斯有过频繁而密切的交流，他认为，科斯最伟大的学术成就，就是在一个理性至上的时代，用理性的形式和方法证明了自然发生和演进的产权制度是有效的。

科斯在诺贝尔领奖演说中曾说过：“我不曾在高深的理论中有所创新。我对经济学的贡献是促使我们的分析将经济体系的特征包容进来。”而他所说的“经济体系的特征”则是指产权制度。

中国情结

一位西方经济学家的逝世在中国引起如此大的影响并不多见。

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对本报记者称，科斯仙逝乃整个世界的巨大损失。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称，科斯的影响力，尤其是对中国经济学人的影响力，当比他长寿的生命还远为长久。

上述政策咨询专家对本报记者分析，科斯和中国产生强烈磁场和兴趣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现实和科斯的理论“不谋而合”，科斯好似内在的思想上的中国，而中国又是外在而现实的科斯。中国的实践为科斯的理论提供了试验场，而科斯的理论又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方向。

周其仁曾表示，科斯理论与中国当下进行的改革，恰好处在一个简单框架的两端；而科斯观察到交易成本实际为正，中国也不断推进变革，这两者的中间结合点就是中国的改革实践。

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蜿蜒向前，科斯与推翻帝制后的现代中国一起成长。他诞生的第二年，中国就爆发了辛亥革命。他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表示，从小就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对其中那个古老国家深为向往。

1987年，他在纪念《企业的性质》发表50周年研讨会的演讲中曾说：“我想再度扬帆探寻通往中国之路，即使我此刻所做的一切可能是发现了美洲，我也不会感到失望。”

虽然从未到过中国，科斯却与中国经济学家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上世纪60年代，他认识了张五常，两人惺惺相惜。此后，科斯又与众多中国学者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交流。

近年，科斯与中国的接触更为频繁。2010年，他用自己的诺贝尔奖金资助了有关中国制度变迁的研讨会。通过多次交流，科斯与许多中国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见了面，这些面对面的沟通使得科斯更清楚地感知到中国。

今年初，科斯关于中国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出版，本书由他和王宁一起完成。王宁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1998年起担任科斯的助手，现任职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就在这样的实践和磨合中，科斯与中国渊源渐深。老人曾表示，为中国奋斗，就是为世界奋斗。

当下启示

正如周其仁所说，科斯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应该比他的生命还要长久。对于科斯理论对中国最大的现实意义，盛洪将其总结为三个关键词：制度、产权和交易费用。

盛洪认为，中国改革最核心的就是制度变迁，要改变现状，或者要解决当下的问题，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改进制度，或者叫做制度创新、制度变迁。

其次，盛洪认为核心的制度应该是产权。产权制度的建立得到有效的保护后，剩下的事就可以放手让老百姓去做，他们就有关的产权进行交易，最后形成很好的资源配置，也能形成比较好的收入分配。

最后是交易费用。盛洪称：“我们所有的制度变迁，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要降低交易费用，严格地说，是降低单位交易费用。”

“做同样的事情不要太扯皮，到太多的政府部门跑，去太多的部门盖章还要踢皮球。只要不断降低交易费用，我们的制度就在改进。”他说。

事实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已经在不断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把中央政府所控制掌握的一些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放给市场，放给社会。

科斯曾多次被问到“你对中国有什么建议？”他的回答是，问题出现时就努力解决，“我不知道什么方法最管用，不知道什么问题会最先出现。但应该让中国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西方人并不能帮到多少，因为他们不了解现在中国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已经100岁了。到了我这个年纪，在生活中经常感到很吃力。就像我经常对你说的，人千万别老。”科斯两年前如此表示，“不过我确信，中国的经济学家定会尽自己的努力搞好研究，并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今年4月，《博鳌观察》还约到了老人的一篇名为《亚洲面对的三个挑战》的文章，堪称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