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巴一样简单

“他们的作品对政治历史的表达、对身份的认同，表现得越来越日常化和微观化。上一代艺术家徐冰、蔡国强、黄永砯等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他们偏好用文字、火药及《易经》等鲜明的中国元素，而这一代艺术家的符号感就消失了，但他们的思维还是东方的，只是更加隐性。”本次展览评奖委员会委员、当代艺术家张小涛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这些作品没有刻意强调‘我’是一个中国人，这反映出一代代艺术家参与全球化的深入。我们以前对西方的想象在慢慢破除，现在我们能够平等、客观、理性地看待西方，这是个进步。”

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主办的“在地未来——文化中国·海外华人青年艺术家邀请展”中，出生或长期生活于13个国家和地区的22名艺术家，用绘画、装置、摄影、影像等多种媒介方式，呈现出他们对“传统”文化与“所在地”的异文化沟通、磨合、感知的结果。展览将持续至11月24日。

花盆牵引的风筝

警察装的中国人、水手装打扮的日本人、迷彩装的韩国人、士兵装的保加利亚人……照片中人物身上的服饰，令关于身份感的表达呼之欲出。但所谓的“穿”，其实是将制服直接用油彩画在人体上。旅居德国近十年的中国台湾艺术家苏宇燊的作品《肤装》，回归到一个共同的、原初的身体形态，职业特征在人体上只剩下一层色彩符号。

什么才是一个人真正的身份？是穿在身上的表皮，还是与生俱来的肉体？当苏宇燊身处德国，他明确地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外国人。原本的艺术背景与知识结构让他无法向人们解释作品在实体影像之外的意义，孤独与迷惘让他对身份的议题格外敏感。他用彩绘来代替实质的服装，探讨着“肤”、“服”、“符”与人的身份关系。

“照片中的这些人就是我周边的人。在我的母文化状态下我很难遇到这些人。国外的生存境遇让我很想触碰身份的方向。我想去问社会对人体的影响。”苏宇?鏊怠?#60;/P>

对于出生在印尼的廖丁婷来说，她已经认可自己印尼人的身份。但家中那些旧时的身份证明还是令她感到矛盾。“因为我看着像中国人，所以就算我的出生证上一清二楚地注明着我是出生在印尼的印尼公民，仍然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这些旧时的文件来证明我是印尼公民。”

于是，她用那些证明复印件的纸张做了牵线在花盆上的风筝。“一方面，它们意味着我们与遥远祖先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也造成那种备受排斥的感受。”

艺术家刘诗园创作了一套集合了1140张图片的摄影装置作品《像泥巴一样简单》，用来回应夹层式的文化身份感。

橡皮泥、奶酪、巧克力、肥皂……这些东西在视觉上都是如同泥巴一样简单而充满可塑性的。“它没有固定承载一定意义，它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意义就是被人们改造。”北京成长、美国求学、丹麦生活的刘诗园在不同文化间感到的是共通性，就像可塑的泥巴，它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样的，只是人赋予了它不同的形态。她要呈现的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超越国界与文化差异。“当我走出中国，我会感到比文化差异更大的事情。全世界相同的东西有很多。有了国外的创作经历，你的视角和状态都更加完整。”刘诗园说。

她并不介意那种被夹在中间、不明确的感觉。她说：“我喜欢夹在中间，它是超越某个文化表达状态的，是高于强调文化界限的。因此，我从来没想过把自己归类。”

边缘的张力

在众多彩色装置及摄影作品中，旅居美国的中国台湾艺术家张力山的黑白摄影作品《看不见月亮期间的间奏曲》让人感到有些沉重。赤裸的人体在塑料胶膜的遮蔽与包裹下，呈现出力量与挣扎。这种力量源自张力山在纽约的生存经历。

1997年，没做好经济准备，他扛着两个包袱就去了纽约。和任何一个赤手空拳在异国打拼的人一样，他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生存。他先是用打零工赚的钱买了辆二手小货车，一边创作第一套搬家形式的作品《伊德——藉由小货车》，一边用小货车继续生存。有了小货车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半夜十一点搬砖头。

“装了三百块砖头，我的车都快垮了，很心疼，很挣扎，但这是你在纽约继续活下去的成本。对我来讲，为了那十块二十块钱就是生活。完成那个工作到半夜一点半。‘伊德’是ID的意思，环境给了你这个身份。我的作品就是我生命的当下，生活的状态。”张力山说，“在台湾不用那么费力就很容易达到目标，在美国随便一个比赛就好几千人参加，拿到奖项很不容易，我要双倍努力才能达到那个位置。我是越难越想要突破，艰难碰触到我的内心，让我有活着的感觉。我的很多作品都很沉重，是因为生命力的关系。”

2004年他创作的《指印》，用的是烤成焦炭样的面包。面包指向西方，而黑色又犹如中国的水墨。张立山在纽约联合广场户外把百余块面包排列成指纹状。那是他对自己艺术身份的诠释。

在异域他乡不仅生存不易，进入在地文化的主流艺术圈更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苏宇燊看到亚洲人在西方创作起初不够自信的闭锁状态，刘诗园坦言：“打入主流艺术圈很难。”张力山也感叹：“未必是被边缘化，但确实很辛苦。”

在策展人冯博一看来，海外华人青年艺术家的边缘性形成了他们文化上的空间张力——不即不离的引力和斥力抗衡，使得他们不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还是对所在国文化的回顾和思考，都获得必要的距离，这种远与近的距离往往有助于客观地审视。边缘人正是可以在他们的孤寂中洞视两种文化的差异和交叠，从而检视自己和他人的外在和内心世界。

“青年一代艺术家已经摆脱过去的文化记忆，不再只是单一地去表现文化的冲突、融合等主题，而是开始将自己置于全球化的多元文化的背景之下，试图在创作中表现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或许这是他们‘在地未来’的艺术创作的一种趋向。”冯博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