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微的商人

刘志军案，丁书苗是一个关键人物。丁书苗，又名丁羽心，山西沁水县人，地道农民出身，在山西以煤炭运销起家积累亿万家产。在丁书苗的介绍中，最多的，是她的大方和慈善。当然，最后一条，2011年初，丁书苗因行贿罪被警方逮捕。2013年9月24日，丁淑苗案正式庭审。

左宗棠案，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顶商人。胡雪岩，徽州人，初在杭州做跑街。后因帮助左宗棠大借外债，筹供军饷被左赏识。因李鸿章排挤左宗棠，“排左必先除胡”，家道中落。死时负债累累，黯然老矣。

丁书苗，胡雪岩。分别来至于中国两大商人集团：晋商，徽商。他们人生戏剧般起落背后，都看到一个官员的存在。他们，就好比攀附在官员身边的藤蔓。在官员这棵树倒之时，藤蔓也随之折断。当然，也有一些时候，官员会选择将背后的商人作为挡箭牌。而这时候，我们看到了商人，在利益谈判时，藤蔓对于大树的卑微。

曾成杰案。曾成杰，湘西人，因“非法集资”被处于死刑。写遗书时，曾成杰，已是一个必死的人。按理说他已经无可畏惧。但遗书依然写着：“湘西州，吉首市两级政府以及三馆项目指挥部成员等大小领导（除了***、***两位贪官外）都是好干部、好官员。”在商人的身上，我们永远看不到所谓的“无欲则刚”。即使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再失去的东西，他们骨髓中仍有谦卑。

士农工商

论“有记录的历史”，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文明能与中国相比。悠远的历史不仅是一种财富，有时也会成为一种桎梏。近现代的中国，一直在这样一种挣扎中欲罢不能——一方面，来自西方的地中海式城邦商业文明显示出她在生产效率提升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由集权制农业文明左右的基因依然深埋在血液中。

不正视这种基因，不回顾中国漫长的历史，我们很难理解中国的许多现状。为什么改革了那么多年，明知道低效率，国有企业依然控制那么多资源；同样，也理解不了为何商人在中国一直进入不了核心。

中国商人起源于殷商遗民。《尚书?多士篇》：“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灭殷商后，殷商遗民备受歧视，不得不从事颠沛流离、不受尊重的商业。这也是汉语“商人”一词的由来。

关于“士农工商”的原意存在争议。但中国历史上，商人地位低下、存在对商人的刻意打压却是不争的事实。除了哈耶克所说的“潜意识里的反感”之外，大一统的集权文化，同样是商人不受待见的原因之一。

商人，意味着流动，只有流动，才能“低买高卖”。但人口的流动也意味着自由，自由意味着不稳定，不稳定意味着管制成本高。在一个大一统集权国家里，稳定是最重要的。所以，作为统治助手的“士”和作为优质统治对象的“农”排名较前，是合理的结果。

农民有两大特点。一是“安土重迁”。中国为何方言如此之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的流动性极低、对外交往极少。农民可以一辈子不翻过那座山，过自给自足的生活。除了盐，他们可以不需要任何外来的事物。二是“安分守己”。一想到农民，我们仿佛看到了在山西里的牛三斤的形象：老实巴交，穿着蓝土布，头上系着个白头巾，蹲在土窑前晒太阳。对于农民来说，自由是不重要的，思想是不重要的，只要能生孩子活下去，什么都可以。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期，曾经把私营商业几乎完全消灭，一个是在秦始皇时期，一个是在毛泽东时代。前者是大一统的发端，后者是大一统的极致。被商人吕不韦一手扶持起来的大人物嬴政，最终开创了一个“上农除末”的灭商时代，有时候我们不能不感叹历史的诡异。

中国是世界上存续时间最久的大一统国家。这大概能解释，为何中国，容不下太过强势的商人。

红顶商人：攀附者的成功与失败

中国商人就像森林里的藤蔓，尽管一直被社会排斥，还是在夹缝中顽强的生存了下来。不过，藤蔓的生存是攀附式的，不是自立的。

有的时候，管理者是需要商人的存在。在经济萧条时期，是一个促进经济回复、休养生息的工具；在官员“办大事”需用钱的时候，是一个融资的工具。当商人被“需要”的时候，可以获得一些特权，但这进一步压制了商业本身的创新与进步。在中国，“商人很多时候，不是花力气去创造一个捕鼠夹，而是获得捕鼠的特权”。

中国历史上，似乎成功的商人都是攀附着权力而生。近代的晋商是依靠着政府给的盐号经营的特权，现代的晋商则靠政府给的煤业经营的批号。丁书苗靠高铁，胡雪岩靠钱庄。这些，都需要官员的支持。

胡雪岩人生的顶峰，不是他的财富积累，而是他获得了慈禧亲授的红顶和黄马甲。能成为红顶商人，是中国商人最成功的归宿。也就是他们的天花板。马云曾说过，在关键时刻，他愿意把支付宝贡献给国家。这便是一个商人想成为一个红顶商人的愿望。而类似的一段话出自梁稳根，他说过：若党要三一交给她我很高兴，我的生命都是党的。他差一点成功了。

但中国的官员晋升充满了不确定性，原罪的基础上，每一个人都可能中途败北，关键时刻，在权力倾轧的战场上，商人会发觉自己的命运像风中的浮萍，难以把控。

丁书苗起也刘志军，落也刘志军，胡雪岩成也左宗棠，败也左宗棠。

亢龙有悔：二〇〇四，一个转折点

《激荡30年》是吴晓波在2004年写的。1984年前后，中国新兴企业开始起步；到2004年，一批明星式企业家如日中天，柳传志，王石，鲁冠球，俞敏洪，这些中国梦似的故事让中国商人自信心到达了一个顶峰。但亢龙有悔，正是在2004年4月，随着“铁本事件”落幕，国进民退开始。

09年后，是中国中产阶级移民最泛滥的时期。08年的四万亿，让更多的商人看清楚了自己的地位。在关键时刻，国家会选择中联中科而非三一重工，选择中国中冶而非铁本。于是，许多人选择了带着钱离去。

尽管民营经济三十六条发布过两次，但那道玻璃门，始终未曾打开。十八大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关于减政放权的猜想又开始进入大家的“中国梦”。而这个中国梦，似乎已经做了两千年。

经济下滑，税收下降，似乎此时，又需要商人出来解决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问题。国有企业擅长的是投资，而非经营。面对美国云计算、特斯拉等靠技术创新带动的经济增长浪潮，大洋彼岸的中国，似乎也感受到了一丝危机。

危机危机。对于商人来所，危险也许意味着机会。只有危险的时候，旧有的秩序才会打破，攀附的藤蔓才有一丝喘息。阳光是有限的，在长达两年的洗牌过程中，有的树木被砍伐了，藤蔓折断了，也会孕育新的树木和藤蔓。

而这两千年的中国梦，何时能圆，我不知道，请你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