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百年难遇”这个词正在变得廉价。“百年难遇”的暴雨刚刚才过,各地人民又在喜迎“百年难遇”的高温。百年难遇的高温过后,另一个“百年难遇”的问题也摆在了大家面前,那就是高达15万亿的地方债务。换句话说,“从今天开始,平均每个人必须还钱1万块”,百姓们估计会愁的像高温天气里无处可逃的蚂蚁。但大家的情绪似乎还非常稳定,感觉这个和我们毫无关系,或者说关系不大。
但是,是真的关系不大吗?是经济学家们闲得没事造势提升自己的存在感?还是说,无形中,我们真的已经成为要替人还钱的冤大头?
林妹妹好像在哪里见过?
说起巨额债务,近代中国人第一次深刻印象得从清朝说起。清代从庚子赔款到中英藏印条约,共计赔款7.4亿两白银,这些赔款基本没有现金可以用于偿付,大部分转化成了大清帝国的债务。按照如今白银市价来计算,这一债务折合人民币大概在3000亿左右。
之后民国年间,连年战乱,政府先发债无数,最后开动印刷机。印钞效率之高,创造了世界货币史上的奇迹。人类历史上第二次以亿作为物价上涨倍数单位的超级通胀,就发生在1946-1949年的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对于政府债务极为慎重。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之初,两代当国者之间最自豪的政治遗产之一,就是“内无内债,外无外债”。但”好景不长”,第一次举国审计债务是在1991年,朱镕基审计国有企业三角债,当时结果为3000亿。大约10年过后,二十一世纪初,银行因为巨额不良贷款技术性破产,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不良贷款1.4万亿。又大约10年过后,2011年春季,债务问题又出现在政府案头,这次的数字是10.7万亿。
十年一个轮回。三次债务问题,个中奥妙貌似不同,规模数字则呈现显著的“螺旋式上升”。但观察这三次债务的起因,一个主角始终未曾谢幕:政府经营经济。
阅读1991年朱镕基清理三角债时的讲话:“基建发展速度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很大一定程度是靠拖欠生产企业来支撑的。”而“固定资产投资拖欠,大部分是效益不好,资金没有来源的项目。”而在看到许多国有企业(当时还政企完全不分)上大项目不还钱时,朱总理大怒:“为什么当初批项目、上项目、搞建设的劲头那么大,根本不考虑还钱?”
正如贾宝玉所说,这个妹妹仿佛在哪里见过。看到这里,您是否觉得这话好像也在哪见过?没错,就在各路经济学家们分析此次债务危机形成原因的文章里。二十年过后,同样的问题,同样的逻辑,难怪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谁是冤大头?
如果说,第一次三角债,银行买单(美其名曰为贷款注资)。第二次银行不良贷款剥离,450亿美元外汇储备买单(美其名曰为外汇注资)。那这第三次谁来买单呢?首先要看地方政府这15万亿欠谁的钱,以及打算怎么还。
地方政府欠钱的对象主要是:银行,影子银行(比如信托)。2011年,刘明康透露,当时10.7万亿的债务80%都是银行贷款,另外的20%,一部分为地方直接发债,这些也基本被银行间市场资金买走了,另一部份为信托贷款,其中不少也有银行背书。因此,最终还是主要落在银行上。第一次提出“解决办法”之后,银行采取的方式为“展期”,美其名曰为展期,实际上就是“领导也不知道怎么办,拖着,让克强同志来解决吧”。
中国经济是个烫手的山芋,击鼓传花,传着传着就传到了李总理的手里。纵观6月份银行和央妈的博弈,貌似克强经济学就是:我要一点一点挤泡泡,但是不要破。
仰望星空,只因那模糊一片,星空虽大,但不知何是尽头。
20年过去,以GDP为考核的地方政府依然没想过要还钱。在各大金融机构的研究员们一点一点算着地方政府抵押物以及未来财政收入的时候,地方政府的官员们心里暗想:年轻人,不知道吧,中国是讲政治的。
欠债还钱,但银行不是当年的银行,展期归展期,但不可能展一辈子。但既然整个都是国家的,所有土地也都是“国家的”。从近期主流媒体造势来看,这一次,买单的,是银行,和买房者。
银行买单?贷款部分继续展期,而信托部分,还不上,信托购买者和信托资本金遭殃,信托资本金占所有地方债比例不到1%,最终还是信托购买者和银行来承担。
买房者买单?地方政府一大合法收入为卖地。不要问中国房价为何如此之高,想想当年固定电话的初装费吧,这也是这个社会城市化的初装费。醒醒吧,祖国母亲不会主动让地价下跌,因为,一旦利率市场化之后,这是最后一个合法的收入,可以无形的将两代人的积蓄纳入禳中,毕竟,其他地方的口已经填不上了。地卖光了怎么办?别忘了,房产税还在后面。不是我不明白,而是相比直接撕破脸不还钱造成的危机,也许这种相对温柔的方式,更符合和谐社会的标准。
回顾这三次危机。银行三次参与买单,外汇储备一次,在两大措施用完之后,这一次,购房者成为还债的中坚力量。银行买单的背后,是千千万万忍受负利率的储户,外汇储备背后,是千千万万珠三角廉价劳动力,买房者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个有出息的80后和没出息的80后父母。
总之,为这15亿转世债务买单的人,有我,也有你。
政府经营经济不改:10年后,等着再度买单
高善文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十年之痒,而中国的债务问题,也同样是十年之殇。尽管每次债务存在的形式略有不同,有叫三角债,有叫银行不良贷,有叫地方债。但请注意,无论他叫小芳、桂花还是冬梅,它始终是一个东西孵化而来,这个“东西”就是,政府经营经济,政绩考量大于信用关系。
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什么都要管,他既是政府,也是半个企业。但企业不还钱,银行不再贷款,公司要破产,但政府不还钱?对不起,政府不能破产,稳定压倒一切。
但是,因为政府掌握资源之多,技术上,依然有缓冲余地。准备金,利率,外汇储备,企业持有现金,地方政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股民们,恭喜你们又可以为国家做贡献了),以及地方持有固定资产,都可以用来为地方政府还债。但这些技术的背后,实际上都是整个社会在承受地方政府无节制的成本。
回顾前两次债务问题,尽管“剥削”了一些百姓,但总体来说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社会实验不能假设,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些措施,会不会引起更大的震荡。出生在50年代的人也许会深有体会:中国一定不能乱。假如你站在甲午战争之后,你是选择戊戌变法,还是选择义和团?
地方政府深知这个道理,和中央30年的较量中,每次都是这个结局。
稳定压倒一切,这一次,同样不会例外。
巴克莱的亚洲外汇和新兴市场宏观战略主管卡特查称,虽然去美元化并非新现象,但最近的相关叙事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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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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