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性与人性的“冲突”

上世纪60年代，还在学指挥的迪图瓦（Charles Dutoit）第一次在日内瓦听到布里顿的《战争安魂曲》现场，深为震撼，“从那之后，我就深深爱上了这部作品。很长一段时间，我把《战争安魂曲》的总谱时刻放在公文包里，走到什么地方，就推荐到什么地方。”迪图瓦记得，这部1962年首演的作品，最初上演的机会并不多，“当时人们更喜欢演奏马勒和肖斯塔科维奇。”

1988年，苏联宣布从阿富汗地区撤军时，迪图瓦就曾呼吁在庆祝和平的活动中演绎《战争安魂曲》。近几十年，该作品在欧洲乃至全球的演出频率越来越高，迪图瓦也成为《战争安魂曲》的权威演绎者。仅今年，他就先后与波士顿、芝加哥、日本NHK交响乐团合作这部作品。

“两年前，我跟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余隆提议，2013年是布里顿诞辰100周年纪念，可否在中国上演他的《战争安魂曲》，余隆马上爽快地采纳了我的意见。”77岁的指挥大师迪图瓦已是中国舞台上的常客，但决定在中国首演《战争安魂曲》那一刻，他才觉得，自己期盼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

10月3日，《战争安魂曲》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开启中国首演的序幕，10月5日又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成为第十六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重头戏之一，也奏响了今年布里顿纪念的最强音。

20世纪音乐巨作

“天主，请赐予他们永恒的安息吧。”在幽暗压抑的第一乐章，庞大的合唱团在教堂钟声的背景中唱出一股肃穆低沉的死亡气息，这个部分，是迪图瓦认为“非常震撼人心”的开篇，伴随钟声鸣响，遥远的童声合唱带来圣洁安宁的冥想意味。直到男高音高亢而痛苦地唱出“是什么样的丧钟为这些命如草芥的亡者而鸣”，人们才从宗教式的情感中脱离出来，在不和谐的、凄厉不安的音乐中体会到现实战争的无情与苦痛。

“我的主题是战争，以及对战争的怜悯。诗句即是怜悯。诗人能做的只是警醒。”在《战争安魂曲》的作品标题页上，布里顿借用英国诗人欧文（Wilfred Owen）的诗句表达自己的思想。

《战争安魂曲》是一部规模庞大的巨作，为女高音、男高音、男中音独唱以及童声合唱、混声合唱、管弦乐队、管风琴而作，六个乐章长达90分钟。在指挥台上，迪图瓦要率领一个大乐团、一个室内乐队，再加上两个合唱团和四位独唱，参演音乐家多达300余人。为容纳全部阵容，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将面朝指挥的B区观众席临时改为童声合唱团演出区；在北京保利剧院，因舞台有限，童声合唱团只得藏身于侧台。

人们常把《战争安魂曲》与马勒的《第八交响曲》相提并论。马勒的作品比布里顿要早半个世纪，《第八交响曲》1910年首演时，因一千人编制而震惊世界。两部作品都是编制巨大，也都将神圣的仪式与世俗内容相融合。

《战争安魂曲》的基调是复杂深刻的。从第一乐章《永恒安息》的愤懑压抑，到第二乐章《神怒之日》中铜管和大合唱制造出雷霆万钧的气势，再到第三乐章从平静转向屠杀的戏剧性，直至最终乐章《拯救我》由天使带领入天国，布里顿都在拷问人们如何面对战争与死亡，如何思考人性与神性的关联，如何看待自我与存在。

安魂曲的差异与对立

《战争安魂曲》是为被二战焚毁的考文垂大教堂重建而作。布里顿接下委约后，找到英国诗人欧文在二战期间写下的九首英文诗，穿插入拉丁经文，将两个文本交错组合，既保留拉丁经文的宗教情感，也把一个年轻诗人在战争中的恐惧、绝望、无助凝聚其中。

在300人的舞台上，大合唱吟唱的拉丁经文象征宗教的祈祷、敬畏与怜悯，而男高音和低男中音则以英文诗歌的独唱倾诉战争之痛，代表世俗世界的两位普通士兵面临死亡时的惧怕和沉思。

布里顿以《战争安魂曲》实现了复杂的对立与融合。他将拉丁经文与现代英文诗歌穿插呈现，把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神与人都拼贴到一个作品中，16世纪的安魂曲所具备的庄严肃穆依然存在，但你又能在音乐中听到人的愤怒、控诉、痛苦、无奈与沉思。

“伟大的作品会让你发问：为什么之前没有人写这样的作品？当我听到这部作品，既能感受到拉丁经文中描述的死亡的神圣荣耀，也能感受到英文诗歌中士兵对战争带来的死亡的恐惧。”担任此次合唱指挥的英国指挥家特里·埃德华兹说，《战争安魂曲》让他感受到一种关于宗教神性与人性的“冲突”，一种立体而对位的效果。

“布里顿善于用男声独唱表达人的内心世界，尤其是人性中最黑暗、最复杂的部分。”汉诺·缪勒-布拉赫曼回忆，他12岁第一次在童声合唱团里演出布里顿的康塔塔，“十年前，我才第一次唱《战争安魂曲》。这部作品很晦涩，曾经离我很遥远，但现在，它已经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在布里顿诞辰100周年纪念时，我很欣慰布里顿的《战争安魂曲》与歌剧《彼得·格赖姆斯》同时在中国首演。”迪图瓦还记得自己是1982年首次到访中国，“从那以后，我就目睹了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在这十几年中，我能感到中国古典音乐的巨大跨越，这个变化实在令我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