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政令“空转”须对症下药

10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扭转政令不畅的“堰塞湖”现象，克服拖延应付和打折扣、搞变通的行为。这条消息被媒体广泛传播。

政令不畅的问题，党政系统内一直有之，并非什么新鲜事。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特意强调于此，表明政令不畅依然是一个顽症，政令的执行依然备受困扰。政令不畅，会导致政策绩效大大打折，经济转型的速度与质量、民生福祉及政令权威皆因此受损。

政令的不畅，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中央一再要求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从现实情况来看，有些地方却是停而不止；比如，推动增长方式的转型是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有些地方为一时的经济数据计，对调控政策阳奉阴违，消极执行；比如，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要有一个合理的平衡，但有些地方硬是不管不顾，只顾GDP而不顾环境成本。

政令的不畅，于是显露无遗。有人将这种不畅通的现象比作“堰塞湖”，形象且生动。“堰塞湖”之所以能形成，说明水道不够通畅。显然，“堰塞湖”的危险不可小视。长期忽视的话，“堰塞湖”恐有决堤之危。而要避免“堰塞湖”的形成，就必须想方设法疏导，让各种水道畅通起来。

要扭转政令不畅的“堰塞湖”现象，先要弄明白，各种各样的“堰塞湖”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在政令不畅的表象背后，有着哪些深层次的原因？或许可以这么说，同样都是阳奉阴违，同样都是消极执行，但背后的原因并不完全一致。这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是拿一个药方治所有病症。

从上文提及的几种政令不畅的现象来看，原因就不尽相同。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乃“休养生息”之举，为民众不必要的负担卸载，但减免举措触动了一些既得利益，导致部门或地方上有反弹。反弹当然不能是明的，而是暗暗地扭曲执行。如有些地方将明收改为暗收，将收费改为罚款；有些地方是更换名目；还有些是转给下属或关联单位收取。此类现象绝不鲜见。

这种政令不畅，本质是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由此导致反弹力量的出现。而要消解此类反弹力量，重在强化政策执行的硬约束，针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的抵制，该问责时就要问责。同时，也要强化信息公开，让更多人参与监督政策的执行。否则，为了个人或小集体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的政令不畅，就会如一颗“毒瘤”一般，难以被割去。

相比而言，那种为了地方一时的经济增速而对宏观调控措施消极执行，或在环保方面缺乏力度，背后则可能有体制机制的原因。从政绩考核的角度看，考核标准至今依然高度重视可量化的GDP数据，而不是鼓励转型。这当中固然有技术性的原因，但更多是路径依赖，或者说是惯性使然。一些地方官员基于所谓的“理性”，未能在提升经济增速和发展方式转型之间实现较好的平衡。

这个原因同样可以解释某些地方在环保方面的乏力。节能减排不到位，以及污染企业不关停，不是不能为，而是不愿为。有些地方官员甚至叫屈，认为容忍污染企业是增税收、保就业的需要，并没有私心掺杂其中。殊不知，若任由生态遭破坏，则发展已失去应有的意义。这种发展是破坏式的，且导致政令“空转”，其危害又岂止是那点税收和就业？

政令的畅通，本身就含有了维护政令应有的权威之意。那些对于宏观政策选择性执行、趋利执行的种种做法，必须摒弃。不能令行禁止，就无法谈及清明吏治，其危害显而易见。国务院常务会议此次再度强调要治理政令不畅的“堰塞湖”，可谓又是一记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