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后的闺秀张充和回忆往事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断章》写于1935年10月。因为这首新诗经典，人们记住了作者卞之琳的名字。但知道《断章》中的那个“你”就是张充和的人，就要少许多。

那一年，卞之琳25岁，张充和22岁。

祖籍合肥的“张家四姐妹”被称为“最后的闺秀”，既是因为家学渊源、才女风范，也与她们各自的婚姻家庭相关。大姐元和嫁于“传字辈”名小生顾传玠，二姐允和嫁于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姐兆和嫁于作家沈从文，四姐充和则嫁于汉学家傅汉思。

《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虽是由同在耶鲁的邻居和后学所记录，但苏炜可算是一位好的记录者。他为张充和留存下的文字，保留着一位高龄老人难以避免的思维跳跃和信马由缰，却又能在恬淡的文字中收回主题，且绝大部分篇章均由张充和审定过，让相隔了几十年的记忆又历历在目地得以重现。

在书中，100岁的老人也许是第一次正面回应了二十几岁时的那段“卞张罗曼史”。

“这可以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说‘苦恋’都有点勉强，我完全没有跟他恋过……从来大家都这么说，你为什么不和他说清楚呢？”“他从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

为卞之琳抄诗，因为也为别人抄，和卞之琳一起玩，但并不是单独出去，而是一群人一起游玩——被众星捧月着的四姐，对男女交往，何其坦然。

比之于男女之爱，张家四姐妹身上最珍贵的，是传统文化在她们身上的淌漾，尤其是允和、充和的昆曲之爱。

《天涯晚笛》回眸了张家四小姐与许多文化名人的交往——沈尹默教她书法，张大千为她作画，闻一多替她刻章，胡适还非要在她的《曲人鸿爪》上留言——然而，堂堂“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因为不懂传统戏曲中最阳春白雪的昆曲，竟至要在昔日国文满分、数学零分的弟子面前“讨饶”，才得许可留下自己的墨宝。

记得三年前，在青春版《牡丹亭》和新版《玉簪记》的新闻发布会上，笔者曾请白先勇先生谈谈他与张家四姐妹的交往，说到充和时，白先勇手舞足蹈起来：“她来看演出，激动得叫了起来，跳了起来，像个孩子一样。”

白先勇说得不错——四姐依旧保持着这份孩子般的简单，甚至在《天涯晚笛》中也有对于白先勇作品的坦率看法：“他们现在对台湾的戏，光是捧。他们请我看，我就不要看。”

听张充和讲故事的苏炜则记录道：“我注意过老人案桌上陈放过青春版《牡丹亭》的DVD，显然是客人送来的，老人想必略为看过，因之引发了感触，‘有人说是白先勇捧红了昆曲和《牡丹亭》，这不对。不是他捧《牡丹亭》，是《牡丹亭》捧人。’”

这番话出自张充和对昆曲的挚爱，也是率性散淡的天性使然。

与张家姐妹相关的书里，大多留下了她们各个时期的大量影像。年轻时的四姐妹，元和宽厚，允和雅致，兆和朴实，只有充和最显出精明。

这或许是经历使然。充和出生不久便被叔祖母抱回合肥老家，16岁才回到苏州和三位姐姐生活在一起。从小并不那样养尊处优，还沾着些合肥老家的“土气”，大概让充和青年时期的气质和三位姐姐略显不同。

四姐妹的名字里都有“两条腿（儿）”，命运皆难逃辗转流离。大姐元和随丈夫赴台，不幸顾传玠早逝；二姐、三姐则陪伴着周有光、沈从文在北京饱受各种政治运动之苦；充和和汉思则走得最远最早。他们在1950年代的美国尝过生活的艰辛，甚至含泪卖掉过一批珍藏的古墨，但毕竟大半辈子是在教授书法等国学，身体上精神上经济上终究要比三位姐姐轻松和优渥许多。

《天涯晚笛》里提到了张充和曾经出的诗集《桃花鱼》，也收录了一些张充和的诗词作品。“冉冉归云如有接，花近危楼，坐拥千山叠”，本是可以大开大合的波澜壮阔，却被刻画得如此清新自在；“昨宵雨急，独上危岭伫立”，却只是“有些凉意”； “合眼浮沉小梦庄，不寻常事已寻常”，说来是一点思绪，一点感怀，但只是安逸、平静和豁达。

“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天涯晚笛》的扉页上是张充和自题的两句诗。写着的还有久经岁月后的坦然，以及散淡之于她的如影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