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四川大学有项有关“干部人事制度”的研究课题,引发社会广泛的关注与热议。
参与课题的学者表示,接受其调查的县委书记和县、市长,平均任职时间为3.25年,其中,“10.8%的前任县委书记和县长在原职位上工作不满一年就调走了,工作1~2年的占26.3%,工作2~4年的占48.7%,没有一位前任任职时间在5年以上。”
与此类似的,根据作者团队的研究,从1994到2012年间,全国省(市)委书记的平均任期为4.55年,省(市)长为4.18年;从2000到2010年间,全国地级市委书记的平均任期为3.6年,市长为3.21年;若以江苏省为例,从1998到2010年间,其县委书记平均任期为3.53年,县长为3.34年。换言之,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一、二把手,任期普遍过短,大多数均未做满一届任期。
这样的任期制度,可以称为“试用期”的雇佣模式:任职期间随时可能迁调,并无稳定任期保障。也因此,上级考核无时不在,官员只能全力建设,拼搏政绩,地方经济固然飞速发展,但也造成诸如追求短期速成、转任人离政息、决策责任不明、攀附“跑官”等各种弊病。
也因此,在今日不少地区的官场上,锐意改革的佳话固然迭有所闻,但作风浮躁、建设项目烂尾的事端也不算少见,两者影响虽然大有不同,却源于同一种政府运作的机制。而“不足任期、随时迁调”也成为中国市县政界的一大特征,影响所及,可说是“成也任期,弊也任期”。
我国政府党政领导的任职,是否具有固定任期?理论上是有的。按照现有的相关法规,例如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2006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我国地方政府党政领导干部的任职均定有明确的任期:县级及其以上的人民政府,以5年为一届政府,相关党政领导职务也以5年为其职务任期。相关规定可说是相当明确的。
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各地干部交流、提拔的实际需要,干部调动十分频繁,其迁调情况已如前述。其中最为人乐道的案例,是所谓“邯郸现象”。因为河北的邯郸市,从1993到2012的20年中,先后有12任市长任职,平均任期刚过1.5年,而且过去十多年中,从没有一位市长任满五年,正所谓“铁打的邯郸,流水的市长”,于是被称为“邯郸现象”。在干部人事如“走马灯”般轮换的同时,作为指标项目的邯郸机场,则在历经8任市长、15年起伏后方才完工。也因此,不少市民认为,党政领导轮替过于频繁,是邯郸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
诚如前述,市、县党政干部的频繁调动,其实是把双刃剑,既有其强化考核的优点,却也带来不少施政连续性上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导致政府施政追求“短期速成”。倘若主要领导调动频繁,任期不确定,政府行为就会趋于“短期化”。这是因为一方面考核压力无时不在,另一方面数年后不知是否仍在任上,地方官员因此普遍热衷于“短、平、快”的政绩工程,而无心于需要多年投入的长期规划,多的是各种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少见“功成不必在我”的心胸气度。
其次,是政绩规划在领导转任后的“人离政息”。由于领导施政理念不同,各有施政重点;也由于官员追求耳目一新,为标榜独特政绩,另起炉灶,地方政府往往“一任领导,一份蓝图”。换届频繁的结果,可能导致政策缺乏延续性,严重时还因“政绩透支”,留给继任者许多项目烂摊子和庞大的债务。与此同时,后任者又缺乏接手投入的激励,此类政府的“烂摊子”经常一拖数年,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
再次,是施政决策的“责任不明”。领导干部频繁调任与交接,除了制造更多“前后任交接的过渡期”外,也容易造成“政绩的外溢”。换言之,前任的投入还没看出绩效,便已转任其他职务,无法称为其政绩;反之,前任捅出的娄子,也还没有及时爆发,便已离任,无法有效追究其责任。职务轮替频繁,“过渡期间”越长,绩效考核越困难,也助长了官员各种“机会主义”的倾向,例如大量举债\遍地开工\透支政绩等。
最后,可能会助长官员热衷于“跑官”。由于官员调动频繁,加上年龄达线的压力,官员往往热衷“小步快跑”,上任还不算太久便到处寻觅门路,求取晋升机会。如此一来,官员的眼光就不在当地,心思就不在发展。而且,除了上述领导干部热衷于“跑官”之外,其下属的行政干部也受到较大影响,“换一次市长,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行政领导一换,下层官员的座次面临新的调整。
基于上述四大类倾向及其可能造成的弊端,我们建议推动人事制度改革——或许以固定任期为原则、机动调动为特例——以此重塑市、县领导干部的激励机制,引导他们从更全面、更长远的角度,规划政府的施政与地方发展。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期,市、县党政领导无论在经济发展或社会治理层面,都扮演着远较国外官员更为吃重的角色。干部人事制度的完善至关重要,若能充分调动和引导各级党政干部的积极性,劲往一处使,将有利于国家、社会的长远发展。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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