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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改革中的“硬骨头”,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已进行了4年,在取得一些进步的同时,公立医院的改革仍未有大的动作,这也为下一步的“医改”留下了悬念。
“目前医疗资源被行政高度垄断,打破目前的医疗资源行政化垄断,实现医疗资源的社会化是解决我国目前医疗卫生体制中的所有严重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我国医改的必由之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回顾过去4年,医改取得的成绩斐然——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加强了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建立了基本药物制度以及公共卫生体系,然而,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仍然存在,到底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未来“医改”的重点。
“医改”争论的本质,即在行政化与市场化两条道路之间抉择。
“目前的医改中,政府的投入很大,主要是投在需方,而供方的生存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革,这主要是我们医疗资源行政化的垄断。如果不打破这个垄断,医疗资源不社会化,这些现象很难改变。”蔡江南说。
蔡江南表示:“我国存在着两个层次的医疗资源行政化垄断,这是造成医疗卫生领域一系列严重问题的根源,也是阻碍医改进一步深化的瓶颈。”
“政府行政部门通过直接控制医院,间接控制了所有重要的医疗资源,从而织成了一张医疗资源行政化垄断的天罗地网,同时也是一张千丝万缕交织的利益链大网。”蔡江南说。
与行政化垄断相对应的则是对医生行医执业的束缚。
“几乎所有国家,医生只要获得资质,便获得行医资格,便可以自由开业行医。而在我国,医生的独立行医还是一个梦想,绝大多数医生只能成为医院的雇员,成为事业单位中的一个职工以后才能行医。”蔡江南说,“医生资源必须社会化,医生本身的价值才会有市场的标准,他的价值才可以体现。”
蔡江南认为,打破政府对医疗资源的行政化垄断,出路就在于医疗资源的社会化,让社会化的非营利性医院成为医院的主体。而作为自由执业的医生成为医生的主体,其中医生的自由执业是医疗资源社会化的核心。
蔡江南进而表示,实现医疗资源社会化的途径便是打破政府对这样一些手段的垄断,即准入、规划、科研、定价、医保,或完全取消这些行政手段,如编制和评级。
统计显示,目前,公立医院占所有医院的三分之二,占所有医院床位的90%,但是这些公立医院90%的收入靠病人和医保的收入,而政府的投入只占10%左右,这也意味着,公立医院已非真正意义上的公立。
“我们应当将社会和市场无法经营的医院办成真正的公立医院,主要依靠政府资金来支持,例如传染病医院、精神病医院、军队和退伍军人医院以及贫困地区的医院等,而让社会和市场能够经营的医院转化为民营医院。这样真正的公立医院主要占所有医院的四分之一就可以了,而非营利性的民营(社会)医院应当占医院的主导地位(大约所有医院的一半)。”蔡江南说。
蔡江南表示,比较合理的医生执业结构应当是,一部分医生,特别是专科医生和住院医生,可以继续作为医院雇员。而多数医生,特别是全科医生和基层工作的医生,应当成为自由职业者;他们可以单独开业,也可以组成诊所或医疗集团。还有一些医生可以同时具备两种身份,既是医院的雇员,同时一部分时间在自己的诊所工作。
“当医生的执业途径打开后,将有利于解决目前大量医学院毕业生转行不去行医的问题,从而有助于改变我国医生质量低、特别是基层医生质量低的问题。”蔡江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