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邦里的怪叔

今天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来自我正在看的一本小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叫基列共和国的虚拟国家的事，它的前身是美国，如今被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控制。基列共和国可不是什么好地方，现代文明有什么，它就否定什么，我们喜欢干什么，它就不让干什么。我们喜欢了解外面的世界，它就切断光缆，我们想说话，它就说撒它阿泼，我们享受饮食男女的欢娱，还发展了此类幽默，它就不许我们嬉皮笑脸。在这个国家想做个体面人近乎做梦，做个有活气儿的人也不容易，只有无知的天阉才会感到如鱼得水。

这类小说叫作“反乌托邦小说”或“坎坷邦小说”，《1984》和《美丽新世界》都是个中翘楚，近来此类小说经常会强调科技之可能助纣为虐。

在不义的社会里，科技会助长不义。石黑一雄有一部此类小说叫《千万别丢下我》，写的就是一帮小孩活着活着，突然发现自己是克隆人，都是器官移植的宿主。这种邪恶在两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再比如，圣意在古代行之不远，村夫野老尚可活得逍遥自在。到了现代，大喇叭喋喋不休，就可以控制人的思维。这种可能性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级数增长的，收音机效率更高，电视更有蛊惑力，互联网就更了不得了，等等。倘若长此以往，一些老百姓就会迷糊起来，大喇叭说什么信什么，从来不去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些年轻人比较聪明，会痛感这一切荒唐不经，那么怎么办呢？他们的第一反应也是利用科技，拉起一个自己的大喇叭。可是反乌托邦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不是吃素的，派出一哨人马，BIU的一枪，就把新喇叭打成了旧哑巴。

想摆脱反乌托邦，大为不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因为武器大致对等，秦人销天下之铜，楚人拿板砖也能打，秦人有弓箭，楚人拿弹弓也能对付，我见过藏族小孩的投石器，工艺简单，相当生猛，在冷兵器时代未必输给方天画戟，可是秦人有了坦克……再打岂不是蛋疼？

不义者还有终极绝招，比科技更厉害。几年前我采访过一家孤儿院，调查它的院长是否贪渎了公众捐款，想不到困难重重。如果我问一个孤儿，孤儿院给你什么吃呀？他就会仇恨地盯着我说，龙虾炖牛肉！我问另一个孩子，孤儿院给你什么穿呢？她也仇恨地盯着我说，阿玛尼！这自然是夸张，但孩子们不说真话却是真的。为何如此呢？因为院长把孩子们封闭起来，长年累月地对他们宣告说，这个残忍的世界已经抛弃了你们，如果没有我，你们就会流落街头任人宰割—可是现在有些记者想搞掉我，破坏我们的幸福之家！

你看，这是一个关于救世主情结、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完美模型，还懂得通过被迫害的谎言来加强内部团结。这就是基列共和国的雏形。这个奇异的小世界最怕什么呢？外部的消息。院长可不允许陌生人随便跟孩子们讲话。那么它的存在目的又是什么呢？说来真是无聊，还是钱。

第二个故事来自《围城》。李梅亭先生道貌岸然，一本正经，看见略有姿色的姑娘就说，小姐，这里有很多流氓，你可要当心呀。在汽车上遇见了白净的寡妇，他也说，路上坏人多，倘若知道了你是寡妇独行，恐怕要心生邪念！以这位李先生的做派，如果我给那寡妇发一条调情短信，恐怕他会夺过我的手机，毁掉我的SIM卡。说到本质，李梅亭跟基列共和国一脉相承：营造恐怖，控制他人。如果寡妇涉世不深，没准儿就说，李先生，还请你多照顾奴家！这就正中李先生下怀，你大概也看得出来，他的梦想就是这世界上的所有女人如果要搞的话不要跟别人搞，只跟他搞。倘若时也命也，他当了基列共和国的总统，那他就会把大家都统统保护起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