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伯格：有故事的人

《约定》、《讲故事的人》、《我们在此相遇》，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三部作品，刚好构成了一个叙述场景：读者与故事讲述者像是一对情人，事先约定好了见面地点，尔后双方如期相遇，正式开始了约会——虽然这是一个迟到的约会。

经历过冷战、苏东剧变这“两次对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打击”后，能够存活下来并持续发挥影响力的欧洲知识分子，伯格算得上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而一个好的故事讲述者，首先必须是一个“有故事的人”。约翰·伯格自己的故事，要从上个世纪50年代讲起。

那时，伯格开始以画家的身份进入公众视野，在伦敦的多个画廊举办展览，开始为英国著名的时政杂志《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撰写艺术批评。1958年，伯格发表了小说处女作《我们时代的画家》（A Painter of Our Time），以半日记体的形式讲述了一位虚构的匈牙利画家的流亡故事。谁知，让政治气温降至冰点的“冷战”却让西方激进的右派们头脑发热过度，认为伯格是在为社会主义国家说话。德国的反共组织，“文化自由代表大会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给出版方施压，使得此书仅上市一个月便被迫收仓入库。

这件事，也让思想左倾、出身底层的伯格情感上更加倾向马克思主义。在写完两部展示英国腐朽空虚的都市生活的小说之后，伯格在1962年“自我流放”离开了不列颠，移居到法国乡间。

真正让伯格名声大噪的，要算1972年他为BBC拍摄的艺术系列片《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这部《观看之道》，其实深烙着时代的印痕。电视片的开始，伯格用裁纸刀从波提切利的名画《维纳斯与马尔斯》中切割下维纳斯的头像，用带着几分神经质的声音对镜头说：“观看之道，其实并非出于观看者的自发，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习俗……”

《观看之道》中，洋溢着伯格对于资本主义影像技术的批评。他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现代绘画和摄影技术，已经背离了14世纪以来西方绘画的传统。大众摄影术的泛滥使得一切场景都像是一种广告，“观看”的背后，显示出的其实是一种资本主义向普罗大众推销的白日梦。

但与一般被封为“左翼”的欧洲知识分子相比，伯格又有所不同。长期“在野”的身份使得他的思想既不属于标榜社会主义的英国工党，也并不属于任何一类的学院派。伯格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主义”，确切点说，伯格其实是不屑以“马克思”来给自己贴金的。在尖锐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对写作深度的追求之间，伯格始终保持着一种平衡。

这或许就是伯格的迷人之处。在上世纪80年代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残酷镇压英国煤矿工人罢工期间，伯格并没有如众多庸俗的左派人士一样，通过游行、集会、扯横幅、睡马路、与警察干仗等等节目来标榜自己的立场。他通过Knud Stampe等人创作的英国矿工的写实派画作，找到了为这一历史事件塑形的方法。

在《约定》中，收录了他当时为英国矿工所作的一篇文章，伯格在文中认为，将艺术与政治割裂的评价体系完全是一种谬误，“艺术审判那审判之人，为无辜之人伸冤，向未来展示过去的苦难，因此它永远不会被人遗忘”，并宣称“有权势者害怕艺术，……因为它最终与正义密不可分”。因此，这些描绘英国矿工状况的作品，实际上已经成为人们保存了这些“时代英雄”的最佳载体。

伯格评价艺术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认为政治与艺术始终有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随着时代变迁会呈现或明或暗的变化，却不会消失。他深为19世纪末法国乡村的艺术家费迪南·谢瓦尔花了9万多个小时自制的“理想宫”所倾倒，因为在他心里，相对于资本主义过目即忘的宣传，农民阶级身上保存了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时间经验。因此，邮差谢瓦尔关于“能否保持农民的阶级身份同时进行艺术创作”的诘问，被伯格视为我们这个时代传统主义者们的普遍疑问：机械复制的文学和艺术能否取代人们对于传统以及未知世界的敬畏？

在伯格看来，资本主义所兜售的文化形式是外向的、消费的、同时也是转瞬即逝的，而传统主义的文化形式是内敛的、缓慢的、从历史的根系中获得给养的。在《讲故事的人》中，他特别从食物的角度论及了二者的区别。“在布尔乔亚的生活里，膳食具有规律、象征的重要性。烹饪书畅销，大多数报纸都有美食专栏。”而农民的宴飨，始终被劳动所包围。“食物代表着劳动的结束，随之是休息”。对于布尔乔亚，进食恰恰标志着夜间社会生活的开始。

不过，伯格极为反对将所谓的底层、无产阶级的社会行为和艺术形式装点成一种阶级斗争史的做法。他引用马克思那个著名的问题，说为什么我们至今仍然认为，古希腊的雕像是美的？他自我回答说，虽然“艺术家、世界、造型方式”三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相互作用、达到平衡，但“艺术作品永远是历史和心灵的综合”。缺少了这种幽深绵长的东西，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

正因为对于“左翼”理论家的耍嘴皮和学术争吵毫无兴趣，伯格选择了法国乡间，选择了自我放逐。这些踪迹都可以从他的自传小说《我们在此相遇》觅得一二。他曾经踏着博尔赫斯的足迹来到日内瓦；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回忆二战时那些“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罪行”；而在伦敦的伊斯林顿，他则回忆起德军空袭英国时，和情人躲在寓所内聆听远处隆隆爆炸声的情景……

所有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场景被伯格的回忆穿插在一起，显得那么凌乱、无序。但是凌乱与无序，不也是人在历史中扮演的最真实角色吗？约翰·伯格并未打算为自己立传，他所希望的，无非是通过一位匿名的旅行者，为人们的记忆保存一些个人的、细节的，并非来自于任何宏大主义或理论的叙述。正如他所说，“无论政治信仰抑或是个人动机促使我写点什么，一旦笔尖触及纸面，写作便成了赋予经验以意义的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