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一个浙东富邑的变迁与拆迁

年初五，父亲在诸暨城里的“苎萝山庄”宴请亲友。进入这个山庄时，我依稀觉得面熟。问了姐夫才知，原来此地就是当年的诸暨化肥厂。读高中时，因为这家厂的职工浴室洗澡便宜，我经常骑车来这儿“蹭”澡。

而如今，这家诸暨大厂53亩的厂区已被浙江富润（600070.SH）旗下的创投公司租下，同一家酒楼合作，开出了庞大的餐饮山庄。我等觥筹交错之地，原是昔日的厂房。

春节里满目所见，纵横捭阖于诸暨经济的不仅仅是富润这等本地企业。上海的绿地集团在诸暨城西建成了其在浙江的首个地产项目“诸暨上海城”。而从杭州起家的绿城集团，更是拿下了诸暨旧城改造最大的一块蛋糕——北门区块。

走过绿城的这个项目工地，整块区域都被围墙围起，墙上的广告语显示，这将是一个100万平方米的商住区。印象中，在我开始上学的上世纪80年代初，这块区域大抵是诸暨城区的一半大小。而我家曾经的住所之一、我读过的幼儿园、我一位同学家有两三百年历史的老宅，现在都已在这道围墙后被夷为平地。而这场搅动了几乎所有老诸暨人记忆的拆迁，这几年来也不乏争议。

当下可称是32年来，诸暨这个全国百强县市（2009年“全国县域经济百强”第13位）的第二个大规模造城时代。上世纪90年代，由政府主导建成的“香港街”等区域，如今已显陈旧，当年官方设计的商业形态也落伍了。而诸多本地的国有纺织、机械、化工企业的“寿终正寝”，加上正值房地产业兴盛、全国乃至全球商业力量的渗入，整个诸暨城区有意无意间变迁为一个纯粹的本市服务业中心，吸引了大量外地人就业。在饭店和商场，普通话已取代诸暨话成为通用语。

而诸暨的制造业，则全然分布在各乡镇。春节里驱车20多分钟去一个景点，公路上方悬挂的标注“XX镇”的地名标牌上，大多有八九家工厂的厂名“联署”，这大概也是浙东农民企业家的广告意识吧。

造城必然伴随城区的扩大。

饭后，我们开车去郊区一个叫“碑亭埂下”的村子给郑大妈拜年。我母亲曾在这个村的小学教过几年书，我就寄食于郑大妈家，两家人的感情由此结下。

郑大妈家的田地已被征用得差不多了，只剩家门口一小块菜地。年逾古稀的郑大妈一边在菜地里挖让我们带回去的蔬菜，一边指着村子两头说，这边已经被绕城公路征用了一块，那边几户人家也都拆了，用来造另一条公路。

我顺着她所说的“那边”望去，2年前，我们就曾在其中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采摘过香旦（一种柑橘类水果）。那家人的房子有不错的木雕，而这幢清代宅子现在荡然无存。

郑大妈说，听说碑亭村剩下的人家也都要拆迁了，搬到邻村去。“我当然不愿意拆的。”

她家的二层楼房事实上已有约30年历史，早就破旧。但安土重迁一直是中国农民的本能取向。面对城市化大潮，这种取向显得何其弱小——就在我们去她家的路上，当年的几个村子，现在已被别墅区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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