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与利玛窦

公元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北京阜城门附近的耶稣会士府邸内，58岁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对另一名传教士熊三拔嘱咐了最后遗言：“我利玛窦远离故土，跋涉万里，来到中华，死而无憾矣！希望能把我和徐保禄合译的书籍完成，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利玛窦所说的徐保禄，不是别人，正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徐光启。当徐光启从上海日夜兼程感到北京时，利玛窦已经下葬。徐光启只能在利玛窦的墓前徘徊良久，哀伤之情，如同失去了自己的恩师。

今天，人们在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年之际回望历史，仍能从“利徐之交”中获得启迪。

世界地图引知音

“最初，利玛窦靠着被中国人视为‘奇技淫巧’的玩意儿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根据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的说法，利玛窦之前的传教士活动范围被明朝禁锢在澳门一隅。此时，欧洲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在文化、技术等各个层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利玛窦到中国来的时候，处于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各国纷纷在海外扩展势力。作为“精神狩猎者”的传教士遭到了中国朝廷和民众的排挤，无法进入内陆。传教士沙勿略在客死澳门前感叹：“磐石啊，什么时候才能撬开。”

有了前车之鉴，利玛窦在中国做事分外谨慎，经过观察，他决定和儒生士大夫们交往，把自鸣钟、西琴、地球仪、天球仪、罗盘、日晷等物品送给各路官员。高明的“交友之道”，令利玛窦得以辗转进入内陆。当利玛窦把三棱镜和西洋钟表进贡给皇帝时，万历十分惊喜，顾及到钟表需要人修理，利玛窦被默许在北京居留。此时，利玛窦已经用中文把四书背的滚瓜烂熟，穿上了峨冠博带的儒服，蓄起了须发，以温和儒雅地姿态同士大夫坐而论道。

利玛窦发现中国读书人“重文轻理”，重视人文学术，轻视自然科学和技术。他决定采取 “扬长避短”的策略，在中国，他采取“补儒”策略，把宋明儒家讲求的“象数之学”，用西方学者擅长的“自然科学”加以补充。

不过，首先引起徐光启好奇心的，还要数利玛窦带来的《坤舆万国全图》。这张展示了欧洲大航海地理发现和精妙绘图技巧，标明经纬度、赤道、五带，以及世界五大洲地文、物产的地图，彻底颠覆了中国人脑海中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在士大夫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在已过不惑之年的考中进士的徐光启，对于军事、农业、天文等实务的研究热情，并没有被八股文所磨灭。看到《坤舆万国全图》，激发了他的学术热情，让抱着富国强兵梦想的徐光启颇为震动。李天纲说：“徐光启是用学习西学，恢复古学的方式，来发展‘新学’，寻求真理。他对新知的渴望，被充分激发了出来，在万历一代的儒生中，是最突出的。”“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1600年，在恩师焦竑的引荐下，徐光启和利玛窦终于见面了。

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利玛窦年长徐光启10岁，两人一见如故。徐光启倾慕利玛窦的见识与博学，利玛窦则仰慕徐光启的儒雅和才华，称他是“海内博物通达君子”。除了室内各种奇形怪状的科学仪器，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科学典籍，深深吸引了徐光启。

“徐光启与利玛窦真正密切交往，是在初次见面的五年之后，同时，这种频繁交往的时间不过三年。”李天纲认为，“但就是这三年的交往，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1605年开始，在翰林院任职的徐光启，常常来到利玛窦的住所，听他讲解西方科学。《几何原本》是西方科学的基础，徐光启自然发现了它的翻译价值。“‘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李天纲解释说，“徐光启希望能摸清对方文化的底细，然后看看怎样加以消化吸收，最后才能融合中西文化，形成一种超越东西方的新文化。愿意正视西方文化，敢于接受思想挑战，所以，徐光启才是真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对中国人来说，《原本》是一门完全陌生的学问。利玛窦曾经鼓动礼部尚书瞿景淳的儿子瞿太素翻译此书，此人才智过人，结果也未能成功。17世纪的中国人，几乎没有懂得拉丁文。仅凭利玛窦的讲授，能理解《原本》已属不易，遑论翻译。利玛窦虽然汉语流利，但终究不是他的母语，不知哪些字词可以与《原本》中的术语对译。更何况徐光启当年44岁，已经过了钻研科学的大好年华。

利玛窦一度怀疑，徐光启要翻译《原本》是否是明智之举，坐在他对面的这个身着官服，斯文白皙的中年人却极其地平静回答，“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约有一年的时光，利玛窦每天风雨无阻地踏入利玛窦的府邸。一年多后，利玛窦在日记中充满感情地记录道，徐保禄用清晰、优美的汉字写出了《原本》的前6卷，创造性地解决了翻译中的术语问题。其中，简练的中文对译，从“点”、“线”、“面”，到“平行线”、“对角线”，到“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以至“相似”、“外切”等等，一直沿用至今。

无用之用，众用所基

“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于人，”这句诗被徐光启改为“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于人”。“金针”指严密的数学理论和科学的推算方法。在徐光启看来，中国传统数学往往偏重于解决某些具体的计算问题，重视的是“鸳鸯”。而强调要把“金针”交给人们，有了“金针”，就能绣出无数的“鸳鸯”。

徐光启翻译的《原本》前六卷虽然被当时一部分的士大夫当作无用的著作，却果然如他所预期的那样，绣出了无数“鸳鸯”。知识的应用有时候是很微妙的。即使在今天仍然难以想象，对近代中国的命运至关重要的戊戌变法，怎么会与几何学产生关联。以“托古改制”著称的康有为，一生表述政治思想时，都说自己思想的渊源在于《礼记·礼运篇》。但根据朱维铮教授的考证，康有为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代表作《实理公法全书》的思路是根据《几何原本》而来。中国历史与几何原本的隐秘关联，不是几何知识的具体应用，而是与几何学中隐含的科学观念有关。或许，只有徐光启所说的“无用之用，众用所基”能够提纲解释的线索。

“不仅是几何，徐光启还借助西方科技，复兴工程技术，兴修水利，引种番薯，制定《崇祯历书》。此外，他还从澳门购置夷大炮，在“宁远之役”中伤毙努尔哈赤。”李天纲说。《明史·徐光启传》开篇用33个字讲完徐光启的科举经历，紧接着就说他“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李天纲评价说，“如果没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徐光启只能是明代官僚中并不出奇的一员。因为在1600年遇上了利玛窦，且在翰林院学习期间有机会和利玛窦一起切磋学问，会通中西，他才得以成为‘晚明的西学领袖’，从一干庸众中脱颖而出。”

“‘利徐之交’是中西交流史上的成功模式。而康熙时代的‘礼仪之争’、‘闭关锁国’则是公认的失败模式。”在李天纲看来，当下纪念“利徐之交”还有“另外意义”：利玛窦、徐光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开创的“温和主义”路线，不啻为现今不断鼓噪的民族主义的一剂解药。“那时中国跟西方差距不大，中国人很有自信，见着西洋人不怕。只是后来，鸦片战争，中国打不过洋人，见了西洋人，急得要命，心态就不好了。现在，中国还是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优越感，羞辱感，自卑感融合在一起，欣赏林则徐的‘制夷说’，这是错误的。”李天纲认为，中国人应该超越林则徐，回到徐光启的高度，重温大国的气度和开放情怀。唯其如此，中国在重归世界大国舞台的过程，才不会让他国感到误解和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