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仕而优则商的官员

今年全国“两会”以来的人事调整中，不少新任政府高官具有国企高管的经历，“商而优则仕”成为不少国企高管的路径。与之相反，也有不少国企高管由政府部门转任而来。

中国光大集团官方网站日前发布消息称，国务院决定，任命高云龙为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执行董事。根据国务院决定，经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执董会研究，聘任高云龙为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列罗哲夫总经理之后）。

在现有的央企高管中，有不少担任过政府要职。例如，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曾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湖北省副省长等职务；鞍钢集团董事长张广宁此前担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此前也一直在人行和银监会任职，任职光大前担任银监会副主席。国航董事长王昌顺和东航董事长刘绍勇此前都曾在国家民航总局任职。中国人保董事长吴焰曾担任过中央金融工委团委书记，中国人寿董事长杨明生此前担任过保监会副主席。

政府部门与国企高管之间的交流也是干部培养的重要路径。2006年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明确规定“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推荐党政领导干部到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任职”。

在专家看来，相比国企高管到政府部门任职，政府官员到国企担任高管难度要大很多。广东省社科院企业管理与决策科学研究所所长林平凡告诉《第一财经日报》，由政府到企业，变化跨度比较大，企业的专业化管理要求更强，这些领导的行政领导能力毋庸置疑，但在企业经营的能力应该加强。此外，还必须做好角色定位的转变，也就是从官员到商人的转变，为股东负责，为利润负责。

国企问题研究专家、华南理工大学未来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树华认为，大型国有企业不光负有经济方面的目标，而且往往承担很多经营以外的职能，因此从政府部门派干部担任国企高管，也有政治方面的考量。

但他担心，政府官员在企业管理方面可能会比较外行，没有市场上摸爬滚打的经验。尤其是有些政府官员上升无望之后，就到一些国企担任高管，拿几年高工资，这样对企业经营没有太多作用。

仔细分析这些“仕而优则商”的案例，每一个转任国企高管的政府官员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和成绩，其转入商界也多与原先的经历紧密相关。例如中国人保董事长吴焰、中国人寿董事长杨明生、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原来都是在相应的金融监管部门任职；国航和东航的负责人以前也都在民航监管机构任职。

林平凡说，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央企、大型国企大部分是垄断性的企业，“他们虽然是一个企业，但其实就是一个行业，说白了就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林平凡说，这部分人还是从体制内到体制内，对他们来讲，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适应起来其实也不太难。真正由政到商的应该是那些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官员。

今年9月广州两名“60后”和“70后”官员“弃政从商”，“下海”到广州地区之外的浙江传化和珠海格力任职，从体制内流向了体制外，一度引起广泛关注。

其实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下海的官员就一直不少，很多人下海后利用自己原来在官场上的人脉和资源获利。因此，对“下海”的官员，关键在于如何堵住权力“旋转门”。

而怎样建立一个政府和社会的人才双向交流机制对政商交流非常重要。余树华说，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政府官员和企业之间的人才双向流动非常频繁，比如有些国家总统去职还可以去当企业老总。在外面民营企业做得到好的话也可以去当官。

但在我国，体制外要到体制内相当不易。“民营企业家就是再有能力，也不可能去做官，这就是下海容易上岸难。” 余树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