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界

一道关口，泾然有别，每天数以万计的人穿越这道界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规划署2011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平均每日往返香港及内地的旅客超过56万人次。

在这庞大的人群中，有许多人把跨境当作一种生活常态。跨境的上班族、赴港读书的学童、频频带货的水客……如此社会生态的弥散令深港之间的边界早已不是一道物理形态的关口界限那么简单。

边界，既是城市、地区、国家的实体分界，也是划分不同文化和身份认同的界限。2013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上，“跨越城市边缘”成为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深港城市边界问题成为颇受关注的焦点。

“涌现的城市边缘”、“城间城”、“2047深港大都会——禁区，从隔离的空间到生态的伊甸”等项目，都是人们从真实的边界到多重历史人文的角度对城市边缘的解读，试图消融边界、促进双城共同发展的探索。

本届双年展策展人、学术总监李翔宁及杰夫里·约翰逊表示：“我们试图通过这个概念呈现一种同时跨越空间和文化的认同，即在对分割和差异的现实接受的同时，更探寻一种修补和弥合这种差异的可能性。”

对于深港来说，边界是个复杂交织的社会性议题。跨境走私、赴港上学、赴港待产等问题引起过双城间的矛盾，而与此同时，双城的合作又从未停滞。建立前海CBD作为香港的金融后花园，在深圳市中心建立由香港大学运作的医疗中心，以及香港的养老系统鼓励老龄人口去深圳接受更加划算、条件更好的养老服务，都是两地合作的利好呈现。

深圳与香港的融合到底能走多远？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人们展开了思索与展望。

消融边界

在深圳湾通向香港的海上建一座跨海大桥，行车层之上建起住宅，让大桥兼具交通和居住的功能；在与福田口岸对接的香港落马洲河套地区建起一座教育城，给跨境学童减少上下学的路程；在罗湖口岸建造一个具有零售、娱乐及休闲功能的商业中心，让人无需到香港市区就能购买到货品；在沙头角口岸建立一个大型养老社区，方便香港的老人来此养老。这就是“城间城”。

“我们的设想有点乌托邦，但它代表了两地未来的发展。”“城间城”项目负责人、“坊城建筑”设计总监陈泽涛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边界既保留了两地独立性，也是两地物理性质的中心，边界上的合作能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和交通成本。人们都很看重效率，很多合作放在城市之间最有效。”

居住、教育、商业及养老四个方面表现着两地居民最大的跨境需求，也是最需要放在边界上解决的问题，于是也就成了“城间城”关注的焦点。

据了解，深港两地跨境上班人数约五万人，赴港读书的学童约两万人。对于这些每日平均有三小时消耗在路上的人群来说，如果住宅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口岸，将给生活带来巨大的便利。

因此，设计一个新的连接渠道，来解决住房问题，并在口岸提供新的交通设施基础便是城间城创想的第一步。在陈泽涛看来，建一座复合型跨海大桥有它实在的意义与可行性。“建桥的成本很高，一座桥往往需要几十亿元，要在海里打几十个桥墩。如果只是建成薄而轻的桥，是不划算的。假设它能附加上住宅，住了几万人，卖房子的钱就能很大程度地抵消建桥的成本，减轻公用投资的压力。一方面缓解住房危机，一方面节省通勤时间。”陈泽涛说。

跨海大桥可以用来建设新的住宅，而教育的“城间城”则可以通过对原有土地的更好规划利用来实现。福田口岸对接的落马洲河套地区还有着大面积的土地，如果能加以利用，建设一个教育新城未尝不可。

近年来，跨境学童的增加导致了紧张局面的出现，两地父母都在香港争抢有限的学位名额。在边界上建立教育城，把教育资源两地共享，既能节约两地跨境学童的时间，也能进一步满足两地对教育优势互补的需求。

同样地，如果能在边界上建设购物娱乐中心，深圳人便不必为了买日用品而奔波到香港市内；如果能在边界上建设养老社区，来内地养老的香港老人回乡或子女探望也会方便很多。城间城给未来两地的融合描绘了一个美好的畅想。

诚然，这种以建立社会生态圈来消融两地边界的愿望，也有种种实际的问题需要面对，城间城要以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存在本身就是个疑问。两种社会制度造成的价值观不同，一座共融的城间城，首先需要两地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的磨合。“深圳人重视集体主义，香港人重视个人主义。所以深圳会看到边界融合的好处，而香港可能会想到资源掠夺。城间城的困难在于大家的认同感，要抛开深圳人还是香港人的想法。”陈泽涛说。

在两地对边界的认识能够达到一致的基础上，城间城的建设也并非易事。住宅交通复合型跨海大桥的构想要考虑建筑的巨额成本、建筑本身的风险以及未来海平面上升引起的问题等多方面挑战。教育城的建立也将给香港有限的师资带来压力。对于商业中心来说，它为人们提供了便捷多样的购物休闲渠道的同时，是否也会给走私和假货流通放了行，都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城间城还是创想的起点，而制度也是在慢慢放开。2047年可能深圳比香港发展得更好，关口是否存在并不是很重要。两地既有独特性，又有合作可能性是最好的。”陈泽涛说。

成长方式的互补

“城间城”强调了在物理边界上将深港相接，用建立有效的社会生态圈来促进两地的融合，而来自同济大学的项目“涌现的城市边缘”，则注重两地各自的内在提升，试图通过研究两地成长方式的差异，提出相互学习、共同提升的方法。也许当两地达到同层次发展，边界的存在也就消失于无形了。

“涌现的城市边缘”用了动态地图上光点扩散的标记方式对比出深港在人口密集度增长、信息流密度变化等不同的城市生长方式。在深圳生长的动态地图上，代表人口及信息密度的光点由罗湖、福田、南山等多个区域共同扩散，而在香港生长的动态地图上，光点则是在油尖旺区向四周扩散。

这些区域都是其所在城市的发展历程中历史最久的区域，而城市的逐步扩展也在这些区域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和深刻，一旦有限的土地无法满足城市内部的空间需求，城市边缘的生长便开始产生，边缘生长的同时带来了城市人的居住文化、生活习惯以及信息交换的扩展。

“深圳是更加快速、多点齐发的方式，香港则是密度更高，对于一个区域点开发强度更大的方式。”项目负责人、同济大学数字设计研究中心主任袁烽说，“我们对比深港的不同，比较就会产生思考。这其中肯定有两地相互借鉴的地方。”

对于香港来说，它的土地并不是一次性开发的，边界扩展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历史渐进过程，因此，至今香港仍旧可以推出新的土地用于开发。但它的开发强度更高，城市便利性及发达程度明显高于深圳。

深圳用了约30年的时间创造了一个人类城市史上的奇迹，从一个小乡村到发展成为一个生产总值突破万亿、拥有1000多万居住人口的国际现代化都市。不过，动态地图也显示出它的问题所在，它几乎同时推出了所有的土地。而品质上则并没有达到高效运作的城市联系系统。从未来的长期规划看，深圳缺少未开发的土地，将面临更多再开发问题。

“深圳现在能整理出来的土地都是城中村等以前老城区因为开发不足而出现的重新改造的土地。这些土地还是有很多机遇，可以向香港学习，通过高容量高密度来提升这种为数不多的城中心的土地使用。” 在袁烽看来，深圳应该反思城市规划所带来的问题。

“再开发时，就要认识到物质空间和人的集聚空间的意义，不是只在物理上开发，不是靠一个建筑的量来实现目标。有一个华为、腾讯，意义可能远远大于建一座超高层。内容、信息等软性的东西更加强烈而有意义。如果有这个意识，深圳会有更多机会超过香港。”

也许当未来深圳的再开发超过香港，深圳人也就不会那样迫切地去香港购物、就业、求学，也就减少了社会生态中的摩擦和矛盾，深港在共同的平衡发展中，边界也就自然消融了。

正如“涌现的城市边缘”所强调的，“城市边缘这样一种传统的城市物理空间的意义已经越发薄弱，今日的城市边界更多的是行政以及观念上的意义，它会随着经济共同化和信息化的进一步推进而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