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冬天，北京夏天

我第二次看见了他。他和我那位无足轻重的朋友站在已经曲终人散的Hotel G酒吧门口。我的朋友垫起脚尖，轻轻向他低语——以她惯有的讨好姿势，而我不得不向他走去，因为他高傲而倔强的冰冷表情，加之低调而赫然在目的skinny tie，是绝佳的邀请。

后来，他就成了我的前男友。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要有固定公认的恋爱关系，其难度相当于申请伊朗签证。所有这些暧昧的异性朋友，在将确定恋爱关系而未确定之时，有一大半会因各种原因消失或跑掉，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他，并不因为他跑掉就完全忘掉他，因此这些人不分国籍、种族、宗教信仰，统统追认为前男友，算是某种生活纪念。

在A无故消失三个月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工作换到了他的地盘，于是毫不犹豫地约他出来。人活一天少一天，想做什么不做，容易得癌。我去看中医，医生告诉我，因为很久没有阴阳调和之事，我的身体机能在下降。至于我们当初为什么中断联系，最可能是他劈腿，或气我把他当boytoy（其实没有，我对他很欣赏），或他认为我没有什么大用处，只适合做朋友，要保持距离但是又不好拿捏，干脆删除硬盘。当然我们也因为是否要在下雪天吃螃蟹这种事情有过不同意见。反正大家档期对不上。这种不靠谱的男人我见得比麻雀还多，没什么可理论的。

无论如何，我见到他时，觉得牺牲点面子完全是值得的。因他仍然是如此的好看，Christopher Bailey的手笔，穿在其他男人身上很容易象秀水街出品，但在他那里就浑然天成，把vintage check的围巾戴得很是妥帖。整个人的穿戴是grungy preppy,十分有书卷气的颓废摇滚风格。斜领藏蓝色粗棒针毛衣套白衬衣，大冷天也穿sneaker加短袜，似乎随时准备跑路。虽然看似随意，色彩绝无不协调之处，加之游泳运动员的体型，读文学的那点浪荡气质（一根烟，一个espresso），和投行中养成的某种纪律性和intensity，令我十分心折。既然他这么养眼（可能也就我这么觉得），受点精神虐待也无所谓。

如果是在纽约，他这样冷冰冰的漂亮流氓多如过江之鲫，不过这会我就要审时度势珍惜色相。当然他自己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什么时髦的metrosexual male。我就记得第一次从他家里出来，被他那个早上起来裸体写大字的同屋吓了一大跳。他送我去叫出租，在电梯里，我问了一句话，他沉默地微微点一下头。记忆中的那个场景的色调，不知为何，是蓝灰色的，和电影Layer Cake里一样。

我们认识的那天是立秋。这次又见面是立春。一秋一冬已经过去。他妈妈来了北京，管了他六星期又回去，他出车祸，我换工作，大家这冬天过得都不太平。好不容易在三千万人口的城市又见上，简直可以说是度尽劫波兄弟在。

话说立秋的时候故事是怎么发展的。他是电影制片。在几乎终年暴雪的纽约上州居住数年，我看过逾以千计的电影，在图书馆地下室中欣赏敦煌壁画，或是在雪后的林中慢跑。我细数着最近几年看过的片子。大概有Fight club, No country for old man之类，一式冰冷内省的主题。我清晰地看到每个故事的骨骼，而好的故事是不可能健康的，好的观众大概如同放射科医生。秋天的时候，他轻轻挑起眉毛附耳听着我罗列这些病人，而我的朋友已经消失。说到黄秋生是黑社会片标志和我的控烟评估报告时他露出笑容。而另一位不停滋扰我的男士又紧跟过来。于是他拿着刚刚点燃的烟无语地走开。而另一位不停滋扰我的男士又紧跟过来。于是他拿着刚刚点燃的烟无语地走开。

本以为鸿飞哪复计东西，回家后我端详他的名片许久，短信发了一半却又放下手机。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心中虽然惋惜，我毕竟是个冷淡的人。不想又过24小时便见他的邮件静静躺在邮箱中，大意是对我的电影品位很有印象，有空可同去俄式酒吧云云。抬头写我中文全名，邮件写英文，字里行间充满冷静的控制感。

人生难得有这样的瞬间，如同在尘封的抽屉中找到丢失的项链，或久已飞走的鸟又回到你窗前。如我等骄傲的人愿意凝视彼此是何等的不易，在滚滚红尘中，有人愿意字斟句酌给你写一封电邮，不想你就这样走掉，约你去一个他自己才去的俄式酒吧，而他恰巧正是你想见的人。日日夜夜，熙熙攘攘，难得有一位和我一样年轻的男人凝视我，说，跟我去喝一杯吧。

互通电邮一周之后，我穿着Lewis Cho黑色裙子去赴约。一杯无色无臭液体放在我面前。他不是热情的人，只说请喝水。我仰头下咽，水是净饮伏特加。原来他读法俄文学，和我一样曾经住纽约，又在时代浪潮中回归。一大堆油炸食品，大半瓶伏特加和两杯黑俄罗斯之后，长话短说，某天早晨我在他身旁醒来，那难得温柔的吻分明是落在历史中某个女人的肌肤上。他好像无毒蛇，身材健美，表情淡然，少言寡语，玩世不恭。含蓄而哀伤的眼睛，狡猾的浅笑。话语常含讽刺，防御机制随时启动。他曾经称我是Femme Fatale，不过大概不知道我的外号本来就是鲨鱼美人。

他早上起来坐在床上，努力睁开眼睛，真象流氓兔。我说他是“南洋美男”，他说我养不起他，“我是什么地方来的！”完全混蛋。早上两人相对而坐吃飞机和火车头形状的黑巧克力加espresso当早餐。我给他剪手指甲，他不明白为什么我有此嗜好，其实不过因为觉得他的手漂亮，骨感而有力。夏天就这样在若干个早晨的戏谑中过去。一同去过若干餐厅，或在家中喝茅台。炸鸡脆骨、牛排、三文鱼生鱼片、港式火锅、涮羊肉、日式烧烤。白夜。鸟亭。晴海。有一天晚上，他给我讲一个日本漫画故事，主角死前看见很多蝴蝶，又说起村上春树。我听得掉泪。他大概不明白为什么。

9月份从上海回来之后，他就开始躲着我。见面时间搞错，就算露面也总是迟到或态度冰冷。到我家放电子音乐给我听，离我三米远。最过分的事情是，最后一次见面虽然有六小时之久，居然把我塞上出租让我自己回家。

他提到我的手枪吊坠。我曾经一年不间断地每天在林中雪地散步和注视霜冻后的溪流，淡漠的阳光透过疏枝追随我脚步。那些岁月教会我沉默，教会我逐渐忘记长眠于地下的爱人。他死得没有什么光彩，在家族争斗中被走火的十七号左轮手枪误杀。而我一直戴着那枪的模型作吊坠的项链。吊坠于葬礼后在慕尼黑订制，我带着它飘零四海，最后又偶然落脚在北京，因为并没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可去。既然最后与他对话的是枪，那便是我唯一能找到他灵魂的途径。这是其中一个版本。每个消失的人都有一个故事版本，但是A的还没有。比如被联邦政府判坐监、家族破产、或者得绝症。当然都是真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没有给A讲过什么故事。反正我们总有得聊，而且他怪话很多。比如“我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带你去不三不四的地方”，“我搬家后要养一只兔子。养死了可以吃”，“不止你个人说我欠打，不过你既然这样说，那就过来打我啊”，“我要在家办个宗庙祠堂，神龛的图腾放范思哲的美杜莎头”，“下个月我妈来北京看我，天气不好没关系，这样她可以早点走”，“我要去弄个三轮摩托刷成金色，旁边漆两条龙。家里门口摆两头金麒麟”，“紫贝天葵这种蔬菜名字好酷，象什么武林秘籍”。

后来呢？通常女人会这样问。

没有后来了。人生故事不是拍电影。电影都有大结局，而人生故事全都虎头蛇尾。好不容易在三千万人口的城市碰到一个人可以讲两句话，不是已经很浪漫了吗。

回到立春这一天，我们咖啡喝得差不多了。他并不看我放在桌上的钱，很爽快地买单。男人买单动作好看很重要。反正他做什么事情都姿态漂亮，而且懂得喝茅台、抽中华、听崔健。年轻而性感的男人有这些爱好，多么好。我见过这么多官僚士绅，懂享受的也很多，但是谁抽烟喝酒说得上好看呢。

走到路口，他把烟头一扔，以惯有的冷冰冰语气说，那就下次再见吧，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消失在北京街头。每回他一走，我总觉得再见不到他，此乃纽约惯例。敏感而现实、狡猾但坚强、做人不低头、不爽就随时站起来走人，野猫一样聪慧和执拗的男人。印象中所有关于他的片断，无论是艳阳天还是下大雨，全都是蓝灰色。这是最有现代性的色彩。在灵魂深处是无尽的冰冷，极热忱极苍凉，极冰冷极柔情。我当然懂他，不过懂他也是多余。(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黄小瓜，一财网特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