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别翰墨丹青

倪瓒《虞山林壑图》。高居翰亦认同，倪瓒作品最可贵的地方是一种“淡泊”或“萧疏”的特质

 

“现在，我几乎只能躺在床上，而且知道自己永远无法走出这样的状态。如果没有两个人搀扶着我，就会撑不住倒下。所以现在，能够做的唯有思考与谈话罢了。”这是中国绘画史大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系教授高居翰（James Cahill）1月10日写在个人网站上的话，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发言。2月14日，高居翰溘然长逝。

“高居翰的逝世，对于中国艺术研究界是令人悲痛的损失。在英语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研究领域，他可称得上泰斗与奠基人。他的学术研究宏富而精深，覆盖了很长的历史时期，以及相当广阔的地域。”牛津大学艺术史系讲座教授柯律格（Craig Clunas）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邮件采访时说。同为久富声誉的艺术史家，科律格感触特深的，是高居翰“在寻找新资料和新方法上，释放出孜孜不倦的热情”。

正如导师罗樾赠与的中文名字预示，“寄身翰墨”确是高居翰一生志向之所系。1950年，高居翰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文学系毕业，之后在安娜堡密歇根大学艺术史系攻读硕士和博士。在此期间，他追随知名学者罗樾修习中国艺术史，攻读博士期间写出了后来令他在国际学术界名声鹊起的著作《中国绘画史》（1960）。

博士毕业后，高居翰在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工作了10年，担任中国艺术部主任。1965年，高居翰接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负责中国艺术史课程。他的著作大多由大学授课的讲稿整理而成。许多研究建立在大量原作及图片阅读的基础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杨乐，编辑了高居翰在中国大陆的大部分书稿。在她看来，高居翰极少照搬文献史料中的原话，而更偏重叙述性的文体，因此能更清晰、准确地传达其看法。这也是他能够将艺术史写得顺畅好看的原因。“他破除了很多习语和套话，把对画家、作品的理解还原到人的基本感觉上。”

个性与画风

“让绘画通过画史进入历史”，是高居翰的研究口号，他一生倡导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画。美国吉海湾大学(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终身教授洪再新曾因选编《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1992年)一书得到高居翰的帮助，他评价说，高居翰受母校一批西方“新艺术史”学派教授的影响，吸收他们的社会史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工具。“从今天来看，高先生二三十年前所出版的明代绘画断代史，其重要性正在于侧重社会的艺术史，启发了后来的学者做更为全面的社会史考察。”

在其写给中国读者的第一封信，1982年为台湾版《中国绘画史》所作的序言中，高居翰说，他尝试了一些新方法，“想把绘画风格和画家的生活与时代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这是他所有作品中，较狭窄地局限于风格讨论的一本书，但读者仍会被这样的言语击中：“晚明绘画中某种内向的倾向，以及在风格上我们能感觉到的转向远古理想的癖好，都和元画的某些特征类似，表现了无法诉之于现实的逃世欲望。”他将绘画看作画家生平感受之投射，并认为这正是中国传统画评家所依赖的判断模式：“我们现在胸中既有这些画家的事迹和后人对他们的看法，眼前又放着他们的作品，于是便可回到个性与画风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如果这种关系的确存在着。在徐渭的竹中，有多少暴烈表现来自徐渭本身古怪而神经质的本性？而张风《秋山红叶》的舒逸气氛又有多少来自画家本身和睦的个性？”某些固执的美学家会否认其中存在关系，但高居翰说，中国画评家可花不了多少时间，便能决定哪张画属于拥有哪种个性的人。

这是高居翰学术研究的起点，直到近年，他仍在使用相似的笔法，分析与结构明清中国绘画，将画史拉近到读者的感知范围内。另一方面，“他从未被一些学究化的条条框框所束缚，一直在发展变化，直到去世前还有很多新的计划和想法。”杨乐说。因而，她并不同意很多人给高居翰贴上简单的“风格研究”或“外部研究”的标签。因其著作自成体系，她也认为不应该把他的单本著作孤立看待。

“实在很难说高居翰的哪本书是我认为最为出色的，因为每一本都是对一个主题的最新贡献。”柯律格说。他正在重读《江岸送别：早期和中期的明清时期中国画》，“这本1978年出版的书籍，35年来从未过时，依旧在学术上发挥着很大影响力。”

艺术史研究的现代化

高居翰一生与中国艺术史界交流频密。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李维琨记得，高居翰是新时期以来，最早来大陆进行学术交流的访问学者。“他参加过1989年在上海松江召开的‘董其昌艺术国际研讨会’、1991年的‘清初四王艺术国际研讨会’和1994年在北京举办的‘明清绘画透析’中美学术研讨会。”“日本藏中国宋元绘画”与“美国藏中国宋元绘画”两次大展举办时，高居翰做手术不久，但还是特意以“他者”（非中日人士）和“局内人”的身份，分别撰文，热情介绍了他所熟悉的参展珍品。文中，他遗憾自己不能亲自到场，但又动情地写道：“我的心会在那儿……”

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他对两幅古画颇富争议的见解：其一是就传为北宋《溪岸图》与启功、方闻等学者的激辩；其二是因《雪竹图》与谢稚柳、徐邦达两位大鉴定家的争论。

关于高居翰对国内学界的看法，在《画家生涯》的序言曾有这样一段表述：“国内学术界仍在很大程度上拘泥于文本研究，而忽视了视觉研究的方法，以为只有那样才是符合‘中国传统’的，而所谓‘风格史’研究则源于德国，从根本上是西方的，不适用于中国”。

这种状况迄今犹存，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副主任凌利中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谈及高居翰等一批学者对中国艺术研究的影响时说：“中国学界受到了西方影响，尤其在论文规范方面。但也有固守中国传统研究方式的。对于风格图像的研究，现在美院师生受到的影响比较大。”他认为，这是因为作为一门学科的艺术史更易于教学和传播，而中国传统的绘画研究强调的是“笔性”，讲究的是理解和审美。“传统的中国画研究是感悟式的，而高居翰等一批海外艺术史家，代表的是一种现代学科研究方法。将来的研究一定是朝着两者融合的方向走。”

而在李维琨看来，关心研究方法也应有度，“艺术史研究终究属于史学范畴，总得从具体的历史史实出发，不能脱离本来的时空逻辑。”

开放与无私

“他的开放与无私是最令我敬爱的个性。他总是对包括我在内的后学给予非常大的鼓励和帮助，在我求教时，他从未拒绝与我见面，经常无私地与我分享学术观点。”柯律格回忆说。高居翰在多个高校和博物馆开设讲座，并细心打理个人网站，将讲座视频和学术文章向公众开放。在很多书籍的序言中，他不厌其烦地提醒“能够阅读英语的读者”到网站上去获取更有深度的资料，甚至连何处查找、如何点击这样的细枝末节，都一再写明，生怕读者在他的网站里迷路。

去年3月，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范白丁在高居翰家中住了半个月。他记得，老人当时尚能走动，虽已87岁高龄，依然专注于工作，拍摄视频讲座、打理博客，“一提美术史的话题，就能滔滔不绝讲上半天。思维活跃，头脑清晰。”

高居翰特别重视对图像的细读，因此一直倡导建立一个庞大的图片数据库，为学者提供完整详实的图像资料。其1980年所出版的《中国古画索引：唐、宋、元部分》(2003年再版)和尚待完成的《明代绘画索引》电子版都为数据库的建立做了铺垫性工作。

杨乐告诉本报，在中文版著作编辑过程中，高居翰总是强调图片要尽量放大，但又要价格便宜，反对将自己的书做成豪华的精装大册。杨乐说，高居翰常常抱怨美国的书价过高，不是普通学生能够承受的。 “他不希望自己的书被束之高阁，而是希望有人阅读并提出批评。我知道这些才是他急于看到的。”为了满足老人的心愿，每到新书在中国出版，杨乐也会将读者意见和媒体评论全部搜集起来，发送给他。

今年3月，高居翰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中国绘画》（三联书店简体中文版名为：《图说中国绘画史》）将在中国出版。杨乐告诉本报，书名的改变意在强调图片的重要性。高居翰为该书撰写的序言，是他与他的中国编辑260多封邮件中的最后一封。

另据中国美院相关人士透露，高居翰生前已将自己的藏书捐赠给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后者将设立 “高居翰阅览室”以纪念这位终身在中国艺术史领域开疆拓土的史家。

 

人物

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年出生于美国加州，曾长期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和研究生院的教授，以及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中国书画部顾问，他的著作多由在各大学授课时的讲稿修订，或充分利用博物馆资源编纂而成，皆是通过风格分析研究中国绘画史的经典书籍，享有世界范围的学术声誉。

高居翰的重要作品有《中国绘画》（1960）、《中国古画索引》（1980）以及诸多重要展览图录。他在中国出版的书籍包括：最早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山外山》、《气势撼人》，这两本书后来又由北京三联重新出版，加上《隔江山色》、《江岸送别》、《画家生涯》、《诗之旅》、《不朽的林泉》，以及即将面世的《图说中国绘画史》和《致用与娱情的图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