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ESM总裁克劳斯·雷格林：欧元区通缩风险不大

尽管没有人会说欧元区危机已经结束，但毫无疑问的是，欧元区已经走出谷底并迎来了经济复苏的春天，市场情绪也随之显著改善。

在一定程度上，这要归功于“欧元区救火队长”——欧洲稳定机制（ESM）总裁兼欧洲金融稳定机构（EFSF）首席执行官克劳斯·雷格林（Klaus Regling）。

雷格林在今年的冬季达沃斯论坛上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说，市场对欧洲情绪改善主要由于危机国改革并提高了竞争力，而欧元区改善了政策协调，建立了应对危机的新机构以及强化了银行业。

“危机尚未结束，我们仍有许多事要做。”雷格林说。他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希腊需要新一轮救助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不过这一次的规模会很小，可能不超过第二轮1400亿欧元救助的10%。

谈到欧元区宏观经济，雷格林称，尽管通缩的可能性不是零，但风险较小。欧元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确保货币传导机制重新奏效，为此，首要任务则是致力于推进银行业联盟，创造一个没有分化、真正一体化的银行业市场。

希腊或需第三轮救助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知道，在五个接受EFSF和ESM救助贷款的国家中，已有两个顺利退出救助计划。如今欧元区情势有所好转，你认为对欧洲经济体的乐观情绪是否合理？目前还有什么风险？

雷格林：与一两年前的达沃斯论坛相比，如今大家对欧洲更为乐观。市场是波动的，有时会超调，也可能过度波动，这都是正常行为。但我认为欧洲市场情绪改善的原因十分清楚，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过去那些深陷危机困扰的国家，部分仍存在融资问题，如希腊、冰岛、葡萄牙、西班牙、塞浦路斯，但随着改革和调整不断推进，其竞争力已经改善。

第二，如今，欧元区的政策协调系统更为完善。一些主要来自美国学界的批评称，货币联盟无法有效运作，因为它集中了货币政策但财政和经济政策仍然分散。但我们认为，只要妥善协调，货币联盟就能有效运行。

第三，除了各国调整和改善政策协调，我们还建立了新的机构，如欧洲金融稳定机构（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此外还有一些前所未有的政策工具，如欧洲央行的直接货币交易（OMT）计划。这些机构创新基本上填补了不同机构间的职能缺口。

第四，强化银行业。与2007年相比，欧洲银行目前拥有的资本已增加了4800亿欧元。这相当于欧元区GDP的4%。我们正向着建立银行业联盟前进，强化银行和银行系统，并减少欧洲银行业市场的分化（fragmentation）。

上述四点是很好的理由，因为每一项的进展仍将持续。这就解释了市场情绪转好的原因，这也绝不仅是暂时性的情绪波动。

日报：去年10月，你说希腊进入2014年后可能需要第三轮救助计划，你是否仍然这么认为？

雷格林：这是一种可能性。虽然目前尚未决定，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希腊需要新一轮救助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爱尔兰和西班牙已经退出救助计划，不再需要更多资金支持。葡萄牙几月后也很可能会顺利退出，不再需要资金援助。

如果希腊一切进展顺利，可能就无需更多援助。但我认为希腊可能需要更多贷款，尽管贷款数量会很小。希腊的第二轮救助计划共计1400亿欧元。如果开展第三轮救助计划，其贷款规模应该仅为上一次的零头，可能不超过第二轮救助的10%。这是一个重大改变，因为希腊在财政方面已取得重大进步。今年，希腊财政赤字占GDP比率将仅为2%，当属世界最低国家之一。这一数字低于日本和美国，甚至低于荷兰、芬兰和欧洲其他一些管理财政赤字最为负责的国家。这是一大进步，值得一提的是，希腊在四年前的财政赤字对GDP占比还曾高达15%。

日报：去年我见到了希腊总理，并问他希腊是否需要新一轮救助计划。他排除了这一可能性。你是否与希腊领导人有过交流？为何他们否定新一轮救助计划的可能性？

雷格林：如果希腊能够避免第三轮救助计划，这当然皆大欢喜。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必须更加严格地进行调整，必须重返市场。没有人知道市场在六个月后将做何反应，这还遥不可测。希腊今后的利率是否合理还是过高，我们需拭目以待。

日报：现在希腊有一些备选的解决方案，如债务展期或延长债券期限，从债务可持续性的角度看，你更倾向于哪一种方案？

雷格林：今年夏天我们会就相关细节进行讨论。我的观点是，光看负债率（债务占GDP比率）是不够的，希腊的负债率很高。我们还应该关注资金流，以及希腊预算和经济承受的实际负担。未来十年至二十年内，希腊将不存在债务积压问题。我们的融资期限是很长的。EFSF是希腊最大的债权人，EFSF贷款的平均期限是30年。因此，希腊在接下来的25年内无需偿还任何资本。我们的贷款利率也很低，仅为IMF的一半。除了融资成本低以外，我们已达成利息推迟协议，意味着希腊在接下来10年内都不必支付EFSF贷款利息或本金摊销。因此，希腊在今后十年没有任何债务负担。一个常见的观点认为，过多债务将对预算造成负担，而希腊并不会出现债务积压。国外投资者不情愿投资主要由于担心希腊可能会通过增税来偿债。但投资者要明白的是，在今后20年甚至是30年内，这都不会对希腊构成问题，希腊不会面临额外的债务负担。因此，光看负债率是不够的。

日报：是否还有其他欧元区国家在近期可能需要你们的帮助？

雷格林：不，我并不这么认为。最新进展证明，我并非乐观派，而是现实派。过去有一段时间，斯洛文尼亚曾是热议对象，但现已消退。从银行业压力测试结果可知，斯洛文尼亚有能力自行融资。除该国之外，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受到质疑。

确保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奏效

日报：对欧洲的宏观经济情况的担忧，IMF总裁拉加德用了一个有趣的词叫“通缩怪物”。你是否担忧欧元区的通缩问题？

雷格林：我并不担忧。与IMF和其他观察者相比，多数欧洲人对通缩都不那么惧怕。IMF的观点在媒体的标题中并没有被准确反映。他们称欧元区的通缩风险为10%到20%。这可能属实，意味着风险较低。我也这么认为。目前我不能给出具体数据，通缩的可能性不是零但风险较小。

原因很简单，与美国和多数工业化国家一样，欧元区国家正处于低通胀阶段。在南欧，我们很高兴看到物价正在下降。这正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希望通胀能维持在低位，以使这些国家能获得竞争力。这并非意料之外，或者我们不想看到的情况。相反，这正如我们所愿。外围国家在过去积累了一些问题，但只要它们完成调整，就能回归常态。在核心国家，德国和法国占到欧元区经济总量的55%，其工资水平正以2%到3%的速度上升。可见，成本上升与通缩并不相符，因此很难有理由会出现通缩。

日报：如果目前通缩风险很低，你认为近期欧洲央行是否还需要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

雷格林：德拉吉（欧洲央行行长）知道该怎么做。在我看来，欧元区的当务之急是确保货币传导机制重新奏效。目前它并没有发挥作用，而且市场也出现了分化，导致欧洲央行的低利率无法到达南欧各国。我认为这才是最大的问题。至于利率是上升还是降低10个基点，都不是关键问题。如果我们能够降低南欧国家的高利差，不仅是主权债，而且降低私人、公司、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债务利率，这对欧洲金融市场重新整合而言至关重要，也有助于改善南欧各国的实体经济。

日报：各国的金融分化状况是否已有所改善？当市场对欧元区的情绪有所改善，收益利差也稍有收窄。

雷格林：当市场对欧元区的长期前景存疑时，金融分化就出现了。对于欧元区可能崩溃的恐惧情绪消散后，分化和利差状况就会有所改善。但我们目前的状况仍不理想，分化尚存，因此我们正致力于推进银行业联盟。其主要目的是创造一个没有分化、真正一体化的银行业市场。我认为这是目前的首要任务。

日报：哪些有效工具能用来修复货币传导机制？

雷格林：我们要做的有很多。对银行业联盟来说，欧洲央行将成为单一监管者，并将对欧元区银行业进行资产质量评估和压力测试。我们会发现银行系统是否存在问题，我们预计不会有大问题，可能是一些小问题。重要的是要更好地理解所有大型银行的状况，尤其是市场上一些人对此存疑，认为可能会出现问题。我们要去发现问题，或者证明问题并不存在。因此这点十分关键。此外，我们需要设计其他工具来辅助单一监管机制（SSM）。有关单一清算机制（SRM）和单一清算基金（SRF）的工作仍在进行。最终，我们将会实现真正一体化的银行业市场。我认为这是促进南欧各国实体经济的最佳方案。

银行业联盟是“十年工程”

日报：银行业联盟的三大支柱正不断取得进展，但有人仍然质疑做得还不够。如何看待截至目前的进展？情况是否会继续得到改善？

雷格林：当然会改善。其实至今所取得的进展已超乎预期，因为此前多数人都认为欧元区濒临崩溃。要建立一个完整的银行业联盟将还需十年时间。这是一个大工程，一些人甚至认为其工程量之大无异于建立欧元。因此，我们需要更有耐心，毕竟建立银行业联盟是复杂的技术性问题，需要诸多步骤并建立新的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重要的是这一进程已经开启，而欧洲央行已开始扮演共同监管者的角色。ESM被要求为银行直接注资做好准备。虽然未必一定会发生，但不能排除该可能性。拥有这一工具很有用。银行业联盟的其他细节仍在与欧洲议会进行协商，但我对今后几个月取得进展很有信心。

日报：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将有何进展？

雷格林：欧盟在去年12月已就存款保险机制达成了协议。这将是各国存款保险计划的协调，但不会是“一刀切”。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系统，而之前尚无这一机制的国家将重新设立，他们也都将会遵从相同的标准和具有可比性的规则。

日报：就银行状况而言，如果将欧洲的银行同美国的银行进行比较，会发现美国的银行几乎已完成去杠杆化，并且资本充足，但欧洲的银行更为脆弱。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

雷格林：我同意前半部分观点，但对于后半部分不敢苟同，因为欧洲的银行现在已强劲得多了。我同意美国的银行系统更加先进，他们在去杠杆化方面做得更多，因此可能在资本方面情况更好，而去杠杆化在欧洲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资本方面，我已提到，从2007年起，欧洲的银行业已新增资本4800亿欧元。因此，我认为欧洲的银行已不像三四年前那么脆弱，但仍需采取进一步行动。压力测试和资产质量评估将显示我们的缺口何在。

日报：如果去杠杆化进程持续下去，这将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可能对欧元区复苏构成风险。

雷格林：的确存在风险，但当资本变得充足，去杠杆的必要性也会相应减小。与美国相比，欧洲更依赖资本和银行的融资，一直以来约70%的资金流都来源于银行业。但这一比例正在下降，其他资源也在不断介入。很多事情正在发生。许多中型公司之前从未涉足金融市场，现在也开始涉水。中小企业也开始涉足大型企业通常做的事情，如发行企业债、点对点贷款（peer to peer）等，出现了各种新型融资渠道。我确信这种趋势仍将持续，因为几年前银行是欧洲70%的融资来源，而在美国仅占30%。因此美国的银行系统将会有所行动。未来几年随着其他融资来源介入，若欧洲的银行仅提供50%的融资，我也不会感到惊讶。你不能光看银行的去杠杆化进程，就论定欧洲银行业表现不佳，我们可能还有其他融资渠道来弥补。

日报：你认为在欧元区长期发展蓝图中，还有哪些是重要内容？

雷格林：各国必须要完成其调整进程。它们已经走过很长的路，但尚未到头。尽管爱尔兰已经退出了救助计划，但财政赤字仍占GDP的7%，因此必须要压低赤字，绝不能让它永远徘徊在7%。因此，首要的事情就是各国应该尽快完成调整。关于财政联盟，一个极端定义是所有国家都放弃本国预算，实行财政联盟的统一预算。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欧洲联邦共和国”了。这一想法不现实，也不会很快实现。但我们在几个重要方面正朝着财政联盟前进，即更严格地规定政策协调，尤其是财政政策方面。这是迈向财政联盟的一大步。它并非像完整的财政联盟那样需要将各国预算打包捆绑在一起，而是建立一个严格的规则体系来推行财政政策。

下一场危机不会很快来临

日报：在去杠杆化过程中，如果银行破产，将会导致什么后果？是否会造成另一轮市场混乱？

雷格林：欧洲央行已经多次表明，他们预计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我对此表示认同，因为在五个接受ESM和EFSF贷款的国家中，我们对其银行业状况十分了解。这五国银行业都曾从我们这儿获取资金，有些现在仍在持续。在西班牙，所有贷款都拨给了银行业。而希腊仅将总额为1400亿欧元贷款中的500亿欧元投入了银行业，因此我们也与希腊金融稳定机制（HFSF）密切沟通。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的银行都屡次受到详细检查，我们对其情况了解甚佳。过去的多数问题也来自这五个国家。在核心国家，如德国、奥地利、荷兰，若有意外情况发生，本国政府可以担起责任，因此我不会太过担忧。这也意味着剩下的国家并不多，因此我不认为这不会引发新一轮危机。

日报：是不是因为出于同样的原因，你才说不再需要“三驾马车”或IMF了呢？

雷格林：不。我指的是，我们在下一场危机中可能就不再需要了，但这次危机是需要IMF援助的。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西班牙和爱尔兰已经退出了援助计划，但其他三国——希腊、葡萄牙和塞浦路斯还在进行调整，因此我们乐于拥有IMF的援助。

但长期而言，下一场危机可能要到20年后了，届时我们的处境也将完全不同。正常来说，一个世纪会发生一次主要危机。重要的是各国要及时调整以防止新一轮危机来袭。危机也是经济系统的一部分，如果某一国家准备充分且基本面良好，危机不会来得太快。政策协调进一步优化、银行业得到加强、制度进一步完善，都是我们应对危机的重要因素，这也意味着下一场危机不会很快降临。

日报：是不是意味着中长期内IMF在欧洲将变得不那么重要？

雷格林：不，我并不这么认为，这个观点过于极端。所有欧洲国家都是IMF成员国，中国也是如此。若欧洲发生另一轮危机，各国自己会尽力而为去应对危机。但每一个IMF成员国都会对其提供支持，而如果该国陷于危机，它也有权向IMF寻求帮助。欧洲或其他国家又怎么会放弃这一权利呢？

日报：长期来看，ESM是否将继续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进行融资？

雷格林：一旦危机终结，就无需额外融资。但我们仍会继续留在市场上，因为ESM对希腊贷款的平均期限为30年，而对葡萄牙和爱尔兰是22年。在我们的债券中，平均期限仅为6年，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再融资，直到所有国家如数偿还债务。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30年内，EFSF和ESM将继续向市场发债，并需要国际投资者购买这些债券。因此，我希望中国也能像其他国家一样，继续向我们购买债券。

日报：你是否能透露一下目前中国投资者的占比？

雷格林：如你所知，从去年起，我们不再透露这些细节。但可以说，目前整个亚洲投资者的占比为21%。我们对亚洲的支持感到欣慰。

日报：如果比较一下欧洲和美国在后危机时期的经济表现，美国表现更佳。一些观察者认为这是由于美国货币政策更为宽松。你认为这种区别更多是缘于政策还是经济基本面？

雷格林：我们并不能确定美国是否真的表现更佳。第一，你不能忽视人口差异。按人均算，欧洲的GDP增速并不输给美国。虽然欧洲失业率是美国的两倍，但实际上欧洲的就业人口多于美国。美国的参与就业人数不断下降。欧洲还有一个积极因素，即欧洲的收入增长得到了广泛分享。官方数据显示，过去5年间，美国95%的收入增长竟都来自于顶层1%的人口！这就意味着多数人的收入根本没有增长。但在欧洲，收入增长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分享，且收入更加平等、就业人口更多。以人口百分比来看，欧洲的就业人口比例更高，且多数都实现了收入增长，情况与美国大相径庭。你说哪个系统更好呢？

日报：欧洲的不平等现象的确比美国好得多，但趋势看起来并不乐观。

雷格林：在一些南欧问题国家，基尼系数有所上升，但数字仍远低于美国。在德国和荷兰，基尼系数持续下降。德国的收入差距较小。欧洲的不平等现象并不突出，这事实上是一项优势，因为平等能够催生更大的凝聚力。这也就说明了为何欧洲能够在不触发革命的情况下度过危机。

日报：随着危机临近尾声，你作为ESM和EFSF的掌门人，也可以轻松不少了。

雷格林：危机尚未结束，我们仍有许多事要做。狭义而言，由于我们对希腊的贷款期限是30年，因此ESM在未来30年中还要做大量工作。但以后再也不会处于之前的危机模式，日子的确好过不少。在现阶段，我们仍在建立新的机构、增加员工并致力于推进各项进程。我们被要求建立对银行直接注资的业务，这是新的业务领域，需要雇用各种背景的员工。很多事情都在进行中，相信我们短期内不会感到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