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oogle图书中,与rich相关的大概有1.67亿条记录,而搜索poor,则有惊人的2.45亿条记录。这是否说明了,相对于对富豪生活的好奇,人们更关心贫穷问题。答案也许并非如此,至少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在她的新书《巨富》中认为,人们好奇富豪的生活,同时也会为穷人担忧,而如果同时谈论二者,可能引申出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则仍然属于禁忌。
正如书中所言,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积累,社会的收入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逐步放大了。如今,“社会最大的收入差距不在于1%的富人和其余99%的人之间,而存在于最富的0.1%与1%之间。”富人们形成了自己的社交圈子、自己的文化甚至社会形态,而与穷人们完全割裂。因此,无论是贫困问题还是收入不平等现象,这些“顶级富豪”都是不可或缺的一极。
本书的副标题为“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及其他人的没落”,从侧面说明了其关注的并非仅是简单的富豪八卦,而是从“全球超级新贵”这一极出发,去分析、探讨“其他人没落”的原因。
任何一个富豪家族崛起的背景都离不开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书中,作者以马克·吐温的小说《镀金时代》来形容当前“超级新贵”们诞生的时代背景。她认为,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第一次镀金时代”不同,如今,世界进入了一个“双生镀金时代”。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正在经历着西方社会经历过的工业革命;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加速进入了新技术革命,其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数倍于此前的工业革命。作者对此进行了形象的比喻:“如果说工业革命是将西方经济从马的速度加速到汽车的速度,那么当今的变革是将世界经济从平信的速度加速到电子邮件的速度”。
处于“双生镀金时代”的两个世界,有共同之处也有更多的差异:印度、中国等“金砖四国”成为新的市场和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反过来,发达国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庞大的需求。两个世界互相强化,同时这种关系也必将导致分配上的不平等。
与过去依赖权力和资源发迹的富豪们不同,技术革命中兴起的是那些能够“响应变革”的知识型“巨富”,从华尔街的金融巨头,到硅谷的互联网新贵,乃至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也在这场巨大的变革中涌现了很多富豪。
不过,作者也对这些顶级富豪以及他们所形成的小生态圈表示了担忧:除了在收入差距上越来越深的鸿沟外,富豪们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闭门”,这种“闭门”现象就如同企业的“护城河”,无关于道德或者意识形态,而是富豪们用来保护自己财产、地位乃至安全的一种本能。但事实上,这种“闭门”进一步的扩大收入差距以及文化差距,会影响社会政治体制。
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频繁出现亿级大宗资产交易案例。
在美妆国货崛起的背景下,本土企业站到了买家的位置,开始反向收购。
影响至今不衰的所谓晋商、徽商、浙商、闽商、粤商、江右商、洞庭商、山东商、龙游商等资本雄厚的商帮,究其根源,最早都可以追溯到开中法所开创的全国性商业贸易网络。
这一板块崛起,多股一季度业绩亮眼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豪华车市场地位依然稳固,随着增配和降价策略的推出,以及其他品牌加速布局高端市场,头部新势力也遭遇了增长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