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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的伟人颂词

第一财经日报 2014-03-19 05:38:00

责编:群硕系统

伯林乐于与优秀的人物交游,从不吝奉上自己的溢美之词,而他的笔调,也总是于不经意处,传达出某些触动我们心弦的东西。

作为享有国际声誉的哲学家、知识分子和作家,以赛亚·伯林见证了20世纪许多重大的政治和文化活动。而伯林个人的睿智、友善和甘当陪客的倾听者角色,也使与之交游的不同领域的人们觉得甘之如饴、如沐春风。这些人中,既有丘吉尔、魏茨曼、伊扎克·萨德赫这样的政治风云人物,也有爱因斯坦、弗吉尼亚·伍尔夫、埃德蒙·威尔逊这样的知识界精英。他们愿意对伯林敞开心扉、畅所欲言,而伯林也投桃报李,以一种18世纪的颂词方式,记录下一卷独具特色的“群英谱”,这就是《个人印象》。

初读《个人印象》,伯林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为他所尊敬喜欢的人,涂金抹银,勠力粉饰了一番。他一再以典型的“春秋”笔法,隐匿人物的缺点,拔高优点,甚至将缺点巧作辩护,“洗”白为优点。 如此说来,伯林只是一个没有节操的鼓吹手,或者更糟糕的,他是一个全然没有判断能力的庸人?读过伯林《自由论》、《俄国思想家》等书的人一定不会同意上述 看法。那么,伯林“颂词”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我们先从伯林的政治观谈起。在书中,伯林把政治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单原则和有信仰眼界的人”,这些人通过自身的意志力,让其周围的人与事屈从于他们的固定模式,而忽略许多身外发生的事情。第二类政治家则刚好相反,他们有“最精微的触须”,敏锐地感知大众的内在需要,并且能把这些大众拙于言说但执着思考和感受的东西,“具体化和清晰化”。第一类政治家包括丘吉尔和希特勒,第二类则有罗斯福和俾斯麦。伯林的这种区分不涉道德而只关乎类型,但其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对大众可以施加宏阔无边的正/负能量。对此,伯林就群众的“领袖想象”有这样一段诛心的话:

“还没有什么事情具有这样长久的大众魅力;群众知道他们真正喜欢什么,什么东西是真正吸引他们的。德国人想着希特勒是什么样子,事实上希特勒大概就是什么样子;生活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澳大利亚,还有产生政治思想基本原理的别的任何地方的自由的人们——所有这些人感到罗斯福是什么,他事实上就是什么。”

要命的是,“领袖想象”对于自由世界的人们,还具有一种“外国的月亮更圆”的魅力。伯林目睹他所热爱的自由民主制度,在20世纪先后处于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苏联极权统治的包抄之中,但西方许多知识分子却一度心向往之,尤其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表达了对苏联体制不加批判的赞美(作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面对这样的蛊惑,伯林需要坚定自由主义的磐石,树立楷模,因此,也就难怪他会苦口婆心地在书中呼吁专事挑剔民主政体、把米粒一样的缺陷夸成山一样大的媒体和评论家嘴下留德,将丘吉尔的保守、顽固、旁若无人的自我主义夸为“唤醒国民”、使之努力跟上其理想的支柱——讽刺的是,二战后期丘吉尔连任落败,英国国民终于“跟”不上他而索性放弃他了。

当然,在这两类政治家中,伯林更倾心后者。尤其在富兰克林·罗斯福身上,他看到了一个堪比林肯的伟大政治家。因为,罗斯福从很大程度上调和了自由和平等的关系,证明“促进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的观点并不必然意味着所有效能政府的终结”,“把个人自由与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的组织和权威调和起来是可能的”。在伯林的政治思想中,自由和平等,或者更大意义上的美与善,往往是分裂和不可兼得的。他并不相信在通往自由和平等的征途中,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公式,他更相信所有问题的解决,是一个漫长且不乏痛苦的权衡过程。罗斯福的改革,让他看到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希望。因此,他给予罗斯福最高的敬意,也就顺理成章了。

除了上述政治观念文章,《个人印象》还大量记录了伯林的亲历和访问活动。伯林本人不是文学家,但他把这些文章,尤其是其中的人物,写得栩栩如生。他观察敏锐、聆听仔细、叙议得当,特别是他不以个人意志介入的谦虚精神,使他经常能捕捉到常人习焉不察的细枝末节,而这些细节,足具“大义”的特质。1945年和1956年,伯林作为外交官两次访问苏联,亲眼见证了监控、告密和迫害的无处不在。他第一次拜访帕斯捷尔纳克,带去了后者定居英国的姐姐捎来的鞋子,帕氏像见了人参果的唐僧一样惊恐不已;伯林第二次拜访帕氏寒暄“别来无恙”,后者生气地质问是不是伯林以为他接受了当局的好处与之沆瀣一气,才说出这样的话来……通过这些细节,伯林生动地再现了苏联知识分子劫后余生的罪孽心理,以及被政治扭曲的人伦和社会环境。

在书中,尽管伯林以“春秋”笔法极尽其表彰先进的能事,但他实诚的细节性描写,还是给心怀八卦精神的读者,比如我,带来许多深度挖掘的乐趣。比如伯林写弗吉尼亚·伍尔夫,就道出了后者鲜为人知的一面。当伍尔夫不能主导谈话时,她看上去“极度不安和茫然”,“虽然没有被家具绊倒,但却是很犹豫地走向桌子”;一旦话语权在手,伍尔夫马上甩起沙龙女王的鞭子,调侃“英镑的副主管”本·尼科尔森的裤子,斥亨利·詹姆斯“只是一个冷酷的老怪物”,并刻薄地质问阅读詹姆斯作品的伯林是否神经不正常……伯林以他一向厚道的好脾气说,“度过了我生命中非常有意义的三个小时”,而20世纪英国最伟大女作家的形貌,也由此平添了文学史所不载的另一笔。没错,伯林乐于与优秀的人物交游,从不吝奉上自己的溢美之词,而他的笔调,也总是于不经意处,传达出某些触动我们心弦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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