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照明的世界

傅惟慈

著名翻译家。出生于1923年，今年3月16日去世，享年91岁。傅惟慈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等高校。傅惟慈通英、德、法、俄等国语言，译有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名著《布登勃洛克一家》、英国作家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与董乐山合译）等多部外国文学作品。

1.对镜头的抗拒，大概出于对衰老的厌倦

采访自己敬重的翻译家傅惟慈，是件困难的事，想不出更好的问题。关于他的志趣、性情和对世界的看法，答案似乎都隐含于他的译作《布登勃洛克一家》、《月亮和六便士》、《问题的核心》等，和随笔集《牌戏人生》中，任何时候读，总有一两个句子蹦出来呼应你的探寻，正像他所喜欢的穆旦的诗句：“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

第一次走进四根柏小院采访傅惟慈，是2008年初夏的事。那天，老先生极不情愿地拍下的照片，成了他最喜欢的一张晚年肖像。他留给我们最初的印象，是有点急脾气的倔老头儿，当时我想，对镜头的抗拒，大概出于对衰老的厌倦。

那是一次为侦探小说家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和《高窗》做的采访。傅惟慈开门见山地说，自己不是做文学批评的，很难说清楚一个作家怎么个好，很多时候是被小说的语言打动。然后，翻出《高窗》，给我们念了几段。侦探马洛告别女孩时，钱德勒写了一段“看着这家人的房子逐渐从我视线中消失，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好像写了一首诗，写得很好，可是我又把它丢了，以后也永远不会再记起我写的是什么了”，他后来很多次念过。

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 心怀悲悯，却以冷酷的形象对抗无边黑暗的现实，如此，用玩世不恭的气息包裹住的深情内核，让傅惟慈找到共鸣。后来听录音，才意识到自己是被他说的“我不是搞文学批评的，说不出怎么个好来”给迷惑了，实际上，在那些闲言般的点评中，傅惟慈举重若轻地勾勒了他所挚爱的作家的小说技艺，甚至这位作家在某一类型小说史上的位置。

他说，钱德勒写侦探小说，不用死尸吸引人，他用笔下弥漫的现实的孤独感、挫败感和愤世嫉俗吸引人，他是个擅长写闲话的人，而他的闲话正好是人们关心的点；侦探马洛是个善于自嘲，并且懂得在人生的烦闷和孤独中，用一个人的游戏使生活多一些色彩的人。

这是他喜欢的评价方式，带着一种格林式的慧黠，即是让你在被即将展开的讲述打动之前先学会消解故事与命题的答案。

2.钱币收藏，是傅惟慈少时成长的一个印迹

那年秋天，我们又做了一次采访，这次是为傅惟慈的钱币收藏，因为截稿时间紧促，采访临时安排在傍晚，他平时与朋友的清谈或采访通常在下午，上午是看报、读书和写作的时间。

秋天傍晚的四根柏小院寂静安详，小屋书桌上放着为采访准备的老钱币和两摞相关的书，另外几摞放在桌子下的面板上，后来在采访中随时查看。交往多了才发觉，为每次和朋友的聚会准备话题、和话题相关的书籍与物件是先生的一个习惯。他有时夸小女儿小沫做事有条理，在旁人眼里，这些性格特质是与她的父亲重合的。

钱币收藏，是傅惟慈少时成长的一个印迹。他说，大多数儿时的游戏，总不外乎满足好奇心和有趣两大要素。 十五六岁，北京德胜门晓市是他流连忘返之地，一枚枚陌生的外国钱币向这个少年展示的世界，辽阔自由。但这个少年时代就有的兴趣，傅惟慈在临近晚年才重新拾起，很早他就清楚，搞收藏是需要闲暇、学识和一定的经济条件的。

晚年，集币让傅惟慈因为行动不便无法远游的心，有所寄托。采访的那个晚上，他从币簿中揪出一枚钱币，这枚一面载着三头小狮子的根西岛钱币，让他想起少年时代一件相伴的宝贝。

1943年，傅惟慈揣着这枚钱币和一本字典离家出走，想到大后方去寻找革命的机会。过黄河关卡“安检”时，不经意在口袋里摸到这枚天天摩挲的硬币，欣喜又害怕，思忖之后，很郑重地把这枚硬币埋在道旁的黄土缝里。40年之后，他旅居伦敦，在伦敦查灵·克劳斯邮币市场上首先寻觅的是一枚与当年埋在黄土里的硬币相仿的宝贝。“可惜这次找到的是四达波，我更喜欢它‘弟弟’——一达波那个。” 他感人的笑，是老话说的“老小孩儿”的笑。

那天采访完，傅惟慈整理了十多枚珍贵的钱币，让我带回来拍照片用作配图， 揣着这些钱币走进胡同的感觉，至今印象清晰，路上行人稀少，和一位颤巍巍的老奶奶擦肩而过时，我头一回生出一种往来人世里默默已黄昏的怅然，但这个念头很快就消失了，我们眼里的傅惟慈依然身形健朗、心力旺盛。

去年与傅惟慈一家最后一次结伴郊游，路过西城的一个小公园，大女儿嘉嘉指着远处的树荫说，那是我爸前几年淘钱币最喜欢逛的集市。这个话头似乎激起了他的兴致，但也只是抬头?了一?说，前几年隔三岔五地往这儿跑。

话题很快又被牢牢拉回到当时正聊的“你认为什么样的笑话感人”、“谁是懂幽默的人”。我很少见过在日常谈话中也会追求话题完整、逻辑清楚的老人，尽管谈话用词大多灵巧鲜活，但每个话题又被无形地组织、归拢于应当的脉络中，这与他受到的老派教育有关系，在其成长的年代，谈话还被当作一门艺术需要学习。

3.对于无法介入的别人的苦痛，他们会转移话题或沉默倾听

后来，为作一个人物特写的采访，我们交往多起来，可以聊一些相对深的问题了。他用小本子摘录读书、看报时得到的信息、偶然想到的话、值得深入考虑的问题。傅惟慈的挚友蓝华在发来的哀悼信里写：“傅先生是一个极为勤奋博学的文人，也是我相识的人中最为慈悲的好人”。他是我见过阅读最勤力最驳杂的老人，总有一股劲让他通过阅读来拓宽思想视野，他的阅读很能印证一句话，“想深入地了解事物，付出的代价甚至是无法更好地概括自己”，年近90了，还会为一个读到的句子震动，枯坐回味很久，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设法掏出一些自己的经历与之回应。

有一次，他忽然说，昨晚看到一个作家写的一句话：一个人死了，但他的思维还在运行。停了停又说，我不害怕死，但害怕思维是自由的，身体被拘禁的感觉。这个沉重的话题很快被一句“嗨，不说这个了”转移开。在他翻译的小说里，好几位主人公都有这样的教养——对于无法介入的别人的苦痛，他们会转移话题或沉默倾听。

永远会记得一次采访中遇到的小插曲，那天我们正聊着，家里的白猫轻柔地绕进来，徘徊，我弯腰抱起白猫，谈话停止了。傅惟慈忽然说：“我虽然也喜欢它，但从没主动抱过，我总以为克制情感是人的一种尊严。”我当时真尴尬，为自己没礼貌地从谈话中“走出”，碰巧这时，白猫纵身一跃跳上窗台看外面的风景，窗前树影婆娑，回来听，录音笔里留下很长一段沉默。现在想来，“克制情感是人的一种尊严”是傅惟慈先生对我最严厉的训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