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再次临时取消

“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和东方艺术中心很抱歉地通知各位，原定今晚为大家演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的钢琴家内尔森·弗雷尔因突感身体不适无法登台演出……希望大家谅解。”3月15日晚，当布商大厦乐团和东方艺术中心的两位经理站在舞台上宣布这一消息时，引发了观众席上一阵小小的骚动。在我的记忆中，这样高级别的演奏家（包括歌唱家）临场取消演出，还是头一次。

从古至今，许多了不起的大师都有过这种经历。1962年4月6日，纽约爱乐乐团那场著名的音乐会上，开场时指挥家伯恩斯坦登台讲话，一开口便是：“你们放心，古尔德来了，一会儿就会上台。”立时引发哄堂大笑。因为那位加拿大钢琴家经常临场取消音乐会。已被奉为钢琴圣母的阿格里奇也经常临时取消自己的音乐会，以至于乐评人在她公布“近期音乐会计划”之后，也会推出一份“近期阿格里奇有可能取消的音乐会计划”名单。

在古典音乐界，取消音乐会常常是歌唱家的专利。当然，他们的理由总是十分充分。毕竟歌者的乐器即是自己的肉体。人食五谷杂粮，孰能无病无灾？许多歌唱家都有演出前头疼脑热甚至失声的经历。这就让歌剧院的经理往往比其他音乐场所的运营者更有应对这种突发事件的经验。米兰斯卡拉的经理就承认，自己从不把全部希望押宝在某一个明星身上。演出前一周，他们就会确保绝大部分主要角色背后有一到两名替补随时救场。去年2月份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的《弄臣》，意大利男中音邦范蒂就救了袁晨野的场。而大多数勤奋的中国歌唱家也在国外的剧院替一些大大小小的腕儿救过场。当然，歌剧界甚至还出现了为新人让路故意取消演出的特例。原定1992年首次登上大都会舞台的弗莱明，在前辈费莉希蒂·洛特的帮助下，提前一年救场登台并且一炮走红。

指挥家的临场取消，理由似乎通常更复杂一些。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会在遭遇政治问题或者经济问题的干扰下取消演出。好比乐团公会因为乐手数月领不到工资而决定取消演出，或者由于演出内容遭到政治团体的批评和抗议。也有一些大腕儿级指挥家会用很无厘头的理由取消音乐会。小克莱伯就算此类名人，人家是票房的灵药，再不靠谱也不会被乐团拒绝。

大多数的演奏家从小接受艰苦的演奏训练，因而都能吃苦耐劳。其实，真能熬过乐器学习阶段的苦，应该没有什么病灾能撼动他们的神经。像格里莫这样奇葩的演奏家也只是因为动手术取消了几场音乐会。格雷高里·索科洛夫甚至发着低烧仍然坚持上台演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

相形之下，弗雷尔的这次取消既显得仓促又显得理由不够充分。其实下午排练时，他看起来状态仍然不错。晚上取消音乐会后不久，他就通过经纪人发了一封致歉信，向全场以及全球收看视频转播的观众道了歉。若真说是急病，恐怕也没有那么严重。至少，两天后东京同一套曲目同一个班底还是照常演出了。显然，乐团和他都没有为这场演出准备替换方案。没有救场的人，甚至乐队也没有救场的曲目。原本长达一百分钟的音乐会被缩短到只有一小时多。

在我看来，弗雷尔这次取消演出大概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特别介意当天晚上的录音录像和现场直播。从好的方面说，他希望自己总能带给乐迷百分之百的音乐体验，从不太好的方面说，他仍然对这种如今司空见惯的媒体介入感到困扰。如果换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小伙，我们还会这么容忍他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舞台态度么？

（作者为艺术人文频道编导。“半乐谈”关注国内外演艺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