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还是根本的，要回到“过日子”

“‘过日子’是中国人理解生命的出发点，在家庭中展开生命是‘过日子’的过程。”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副教授吴飞这样来总结中国人特有的，与西方人截然不同的对生命的理解。他师从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在后者开拓的医学人类学领域，对“中国式自杀”深有研究。在他的《自杀作为中国问题》、《自杀与美好生活》以及《浮生取义》等著作当中，他从大量的田野调查结果当中进行分析，以人文的角度，在现实语境当中重新理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在他看来，中国式的问题最终需要的还是中国式的方法解决，“还是要回到‘过日子’，中国传统还是根本的，还是要按中国人的思路来生活。”

如何平息不平之气

2002年，加拿大医生费力鹏（Michael Phillips）和他的中国同事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上发表了《中国自杀率：1995~1999》，如今人们经常提到的十万分之二十三的自杀率数字就是出自这篇文章。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两倍，引起了众多关注。研究者们发现，中国式自杀与西方式自杀有着非常显著的不同。农村比城市自杀率更高，“中国自杀问题最大的特点，是中国自杀者大多没有精神疾病，医学上以前认为自杀就是精神病的结果，中国的问题挑战了他们对于自杀的结论。”吴飞分析道。

让西方医学束手无策的原因，在于西方人与东方人对于生命有着不同的理解，“西方的生命观和中国的不同，对两种文化影响也不太一样。在基督教里，自杀是比杀人放火更大的罪，因为完全放弃了拯救的可能性，完全绝望，违背了‘信、望、爱’当中的‘望德’。而在精神医学上就认为这是抑郁症的结果，总之是对生命的根本否定。现代精神医学和基督教思想史一脉相承的。”而中国乃至东方与此不同，所以用精神医学来解释会不太合适。对于吴飞来说，重要的不是自杀者是否有精神病，而是精神病和自杀之间的关系。“哪怕在有精神病的中国自杀者身上，精神疾病也不一定是根本原因，病本身也有自己的原因。”

而早在1999年底，吴飞已经开始做自杀研究。在费力鹏发表这篇文章的这一年，吴飞正在华北农村做田野研究，接触了大量农村自杀的案例，对这些案例从人文、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大多数自杀是由于家庭琐事”，很和睦的家庭，也会因为一些小事、几句口角而发生惨剧。这类自杀是最多的，在吴飞看来，“今天，我们容易看到的自杀都是不典型的自杀，学者、学生、农民工，这些群体中的人一旦发生自杀，就会被报道，连续报道之后我们就感觉这类事情非常多，但在中国全部的自杀者中，这部分所占比例其实很小，城市自杀率比农村低。但看上去却很显眼。”

在他看来，中国的自杀主要是与人们对正义的追求有关，自杀往往出自不公的感觉，“有戾气，不平之气，大家都是满腔的愤怒，总是处在和别人斗争的紧张之中，无法心平气和。”在防止此类问题发生的实践中，他认为“农家女”计划针对农村是有效的，农村现在的人际关系比以前要淡漠很多，“他们的实践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把农村里的人组织起来，进行一些活动。”那些活动有实际教学技术，也有文艺活动，很有效地减少了农村家庭纠纷。“但这种NGO的活动也有问题，一个项目完成以后很难有持续性。”在吴飞看来，这种经验还是需要靠国家的力量来推广和持续，“要根本解决自杀问题，不能针对自杀本身，而要建立适应现代国家体制的中国式伦理体系。”

礼与义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的这些问题，同样也发生在社会的剧烈转型当中，是否可以用涂尔干的“失范”概念来解释呢？

吴飞：虽然有些类似，但还是不同。“失范”（anomie）这个概念，涂尔干当时是用来概括在法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会变化太快，很多人跟不上社会变革，这些人的头脑会滞后。这还是一种精神状态，中国不同，问题不在于人的精神状态，而是有不同价值观的转换、利益的分配、社会的不公。

城市和农村的自杀问题都与正义有关，因为人们有被剥夺感，对正义的诉求陷入危机之中。

日报：您曾经说过，“中国的自杀是个现代性问题”，那应该如何解决呢？

吴飞：自杀问题不能只当作自杀来解决，大部分农村自杀喝农药，所以有人提出的应对方式，就是集体管理农药。这有可能是有效的，如果想自杀的人当时手边就有，那可能就死了，但是找不到的话，那个想法缓一缓，可能就活过来了。但是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自杀。过几年自杀率可能会降下去，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还可能会有其他现代性问题的表征，比如其他的恶性事件。最根本的是要把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改变过来。现在大家基本都是在全力发展经济，消极地避免恶性事件。但一个文明应该有自己的目标，不能仅仅是不发生矛盾，应该有一个伦理性的文化目标。

日报：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过“差序格局”的理论，来概括中国的“熟人社会”，但现在的情况是大家都要与陌生人相处。

吴飞：我们现在的社会观念，是很多陌生人，没有血缘和地缘关系。我们从前讲走向社会、走出家庭，社会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是很危险的，是冷冰冰的，需要成熟思想和技艺来面对的空间。城市里主要是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但现在又没有形成一个和社会相关的伦理的秩序，这是现代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日报：那是否还要回到“过日子”，回到以家庭为核心呢？

吴飞：西方现代性不好的东西在中国暴露得非常充分，西方人讲个人，总还是有一个宗教的维度。但中国讲个人就很容易变成一个非常孤立的个人。中国人的依托在哪里呢？在我们上一辈人那里，是比较自然而然的事情，现在我们就有点找不到这个依托。我认为要找的话，还是要回到“过日子”。一般讲“过日子”，大家会觉得庸庸碌碌，没有什么意思，反而更多地要特立独行。但中国传统还是根本的，中国人要按自己的思路来生活。从这一点上来说，城市和农村根本上是差不多的。

但我说的回到家庭，并不是只关心家庭。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里，家庭和国家是一个整体，齐家与治国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以“礼”为基础的秩序结构当中，家庭和国有紧密的关系。没有和谐的家庭，不可能有和谐的国家天下；但如果人们只为了家庭利益而损害社会与国家，那就是中国文化的末流了。现在的问题是，家庭伦理是混乱的，家国关系更是糊涂的。确实会有人很重视家庭关系，对家人很好，但在家庭以外就是只为自己谋私利，侵犯他人利益这样的情况就会很多。如何在根本上建设现代中国的伦理秩序，将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