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条领带一定更好吗？

因为当下的缺陷而美化过去，这是一种共同的、难以避免的心理。前些年因为道德滑坡严重，中国人怀念起“素朴单纯”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然后台湾游热起来，大陆人看到台湾的现状，又听了一批知识分子的鼓噪，开始谈论起民国时期道德如何淳良、传统文化怎样深入人心，不住地“抚今追昔”。许多文人写文章，争说八十年代的自由烂漫，自己坐拥如何广阔的一个江湖，反观现在多么平庸乏味。

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则能看到一些更耐分析的东西，比如精研法国现代史的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就说，在二战爆发前夕，法国人普遍渴望退回到19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里，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当前的经济萧条和政局动荡，更恐惧一切现代化改革，而当初那个在普法战争战败后建立起的第三共和国，反倒成了繁荣稳定的象征了。

对这类话语的考察，是“观念史研究”的一部分。另一位美国思想家，兼通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的阿尔伯特·O.赫希曼，对社会观念同样十分敏感：一切话语本质上都是对当下的评判，并会对现实决策产生影响。例如，他这样评论法国战后的“黄金时代”：“人总是在遇到经济重挫时，开始怀念前一个时期里美好的正面的东西。经济学家让·弗拉斯蒂耶在1979年第一次把二战结束后的三十年称为‘辉煌的三十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79年后，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法国也步入了一个困难时代。”

人们常常颠覆自己以往的观点，这种颠覆是由于时间的流逝，让人们得以从一个长时段的角度来看待过去——它们都曾是“现在”。20世纪不是进步主义话语的乐土，事实上，在尼采宣告“上帝死了”、斯宾格勒宣布“西方衰落了”之后，反动主义话语就牢牢把持着前台聚光灯下的位置。这里的“反动”并非狭义的“反革命”，而是指一种怀疑、否定、抵制变革的习惯性思维，表现在话语之中就是衰落论、灾难论。美化过去，是这种反动习惯最常见的表现，但有时，例如在东欧剧变之后，抵制变革则是为了彻底否定过去，将当下的美好固定下来，因为变革很可能葬送好不容易到手的现在。赫希曼注意到了这种保守话语的自相矛盾之处，他在代表作《反动的修辞》中指出，保守主义修辞永远可以为否定变革找到理由，不是担心“回到过去”，就是担心“无法回到过去”。

《自我颠覆的倾向》是个有多重指向的书名。赫希曼是犹太人，他用一个犹太故事来阐明他眼里的一个人性特点：一个犹太母亲送给孩子两条领带，作为他的生日礼物，第二天儿子便戴上了一条，本以为可以取悦母亲，想不到母亲大发雷霆：“另一条领带呢？你把它放到哪儿去了？难道你不喜欢它吗？”赫希曼自嘲——他很喜欢自嘲，这是他区别于其他理论家的一个地方——说，如果读者告诉他很喜欢他的某一著作，他会愠怒地问：“我的其他作品呢？你不喜欢它们吗？”

还可以引申开去。在抉择心理学中，领带故事可以是个应用广泛的隐喻，我们选择了一，就会去设法颠覆它，想：选择二是否可能更好？当冷战终结，一种不健康的国际政治格局被打破时，一部分人欢呼“历史终结”，另一部分人就开始讨论起它是不是一个更大的悲剧的开端，“他们在仔细探讨已经渐露端倪的各种可能的前景后，为第三世界国家担忧。”对此，赫希曼并未直斥其为杞人忧天，也不是单纯地赞同，他只是说，预测未来很难：“地球上，有多少个国家从斯里兰卡到爱尔兰、尼日利亚再到印度旁遮普邦，是在冷战结束前就卷入了激烈的冲突的？”冷战既不是潘多拉之匣，也不是一个固若金汤的守护罩，很多问题在之前就有。那些试图预测未来的人，必须先建立因果联系，但这是最难的，因为人类行为本质上不可预测，促成一个经济、政治、社会现象的因素，可能复杂到了无法为时人所掌握的程度。

《自我颠覆的倾向》的第一篇文章相当好看，谈的是赫希曼最熟悉的东德在两德统一前的情况。正如我们所知，东德的最后几年，国民争相投入西德的怀抱，造成一种民心尽失、众叛亲离的现象。但是赫希曼却在研究了逃离者的具体情况后，提出了逃离者和留下者彼此各异的动机，退出是私人的，最后却转化成了广泛的公共呼吁（变革）运动，这一转化并不是那些个体所预料得到的，这里面有许多偶然，例如匈牙利和奥地利放宽了边界控制，又如某些口号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误读和曲解，导致了那些原本立场动摇的人，也渐渐被裹挟进了一种恐慌之中，感到这个国家亡在旦夕……在这篇论文中，赫希曼展现了他冷静的辨识力，以及对一切把历史事实简化理解的质疑。

虽然鉴别出“反动的修辞”，但赫希曼并不认为它们就不应该存在，他只是提醒读者要注意，不要被这些永远有理的推理牵着鼻子走。也许未来的变革的确会证明当初那些人并非危言耸听，可问题在于，不能因为有犯错的风险存在（风险永远存在），就终结了人们长期以来对更公平、更人道的社会秩序的渴望；不能因为另一条领带可能更好看，就放弃选择，连衣服都不好好穿了。要做出接近事实真相的判断，必须靠“后见之明”的参与：“要想确定一个社会面临的困难或冲突是破坏性的甚至致命的，抑或是我们能够管理的、控制的，或者是我们可以‘照料得了’的，我们需要的似乎是某种‘后见之明’……如果想在事前就作出肯定的判断，那么只能导致‘先见之愚’（其实是假装有先见之明的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