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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在变,但不只是季节在变。”比尔·坎宁安的这句名言里,“season”一词当然是指时尚的季节。他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街拍大师,他的信条就是,时尚是人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去做的事,因此充满了意外和惊喜,偶然中的必然,是最值得被镜头捕捉、呈现的对象。官方盛大的时装周固然号称时尚趣味的风向标,但一个好的观察家更应该从日常中发现“季节在变”,坎宁安三四十年来积累了成千上万张街拍作品,他在《纽约时报》上开的专栏,讲的都是普通纽约人穿着喜好的变化。
“街拍”起源于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当时的“街拍摄影师”用铜版画的形式来描绘街头时尚,能入画的女人,自然只有那些上流社会衣着华丽的仕女名媛,数量很有限,容貌和身材比例有时也被夸张。现代街拍摄影师,很多都喜欢拍名人,原因不言而喻,但比尔·坎宁安却不是如此。他不想盯住某个名人,拍他/她的每一套打扮,然后指着照片对所有人说:“看,这就是新时尚!”他眼里的“时尚”越出了着装的范畴,达到了“一切可能的搭配”的境界。
经常见人发牢骚说,中国人的街拍很不好看,人物表情僵化,搭配也不入流,山寨味十足,而老外的街拍,随便拉出一个人都很有味道。这种看法未免偏执。街拍好坏,主要取决于摄影师,说句俗话,要看他“有没有发现美的眼睛”。
坎宁安发现过的“最美”之一,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某日,他在第七大道上看一场时装秀,忽听街上有人声喧哗,他站起来,离开秀场,只见一大群孩子在游行抗议越南战争:“我突然意识到,我总是很喜欢这条街,我本来应该一直知道这一点的。”一群美好的孩子,在他眼里就是一场“时尚”。
另一个让他无法忘怀的场景,是一位走在麦迪逊大道上的女子,她穿着一件法国设计师Sonia Rykiel设计的米黄色和黑色相间的外套,牵着两条米黄色带黑斑的哈巴狗,系着威尼斯红色的拴绳,绳上拴着金属铃铛。
画画是专门的技艺,而摄影貌似人人皆能。坎宁安在《纽约时报》上常年开设街拍专栏,拍的也是别人都能看到的街景,不同的是,他会有心把它拍下来,这是别人没有的能耐。他总是一身蓝色夹克,骑着自行车(他骑过29辆自行车,前28辆都被盗了)在纽约的每个角落出没,等待着一个让他激动的事物闪现:一条天蓝色蜡染披肩、一条浅绿色夏威夷印花围裙、一把天青色日本阳伞。他曾经拍过工人肩扛一条填塞得满满的、蓝幽幽的大枪鱼,这当然不是什么“时尚”,却是能够给无数时尚人士以灵感的艺术。
坎宁安终生未娶,因为单是街拍,就能让他满足了。他也不是没有拍过明星,比如葛丽泰·嘉宝,就曾出现在他早年的作品中;但他的作品和文字的价值,在于表现了纽约街头视觉热点的变迁:1992年流行天鹅绒颈带、豹纹印花、黑色牛仔裤、连体裤、中间打个结的短衬衫、大手提袋、贝雷帽;2000年流行挖蛤人式中裤、珍珠流苏、明信片印花、牛仔夹克、渔网长丝袜、花形胸针。街拍里的“时尚”应该有最宽泛的涵义,例如2001年9月16日,坎宁安就拍下了纽约人是如何穿着印有各种词语和短句(“OUR FINEST HOUR”、“WE ARE STRONGER NOW”)的衣服上街的,在他的字和画面里,你还能看到美国国旗如何印上了从自行车、大楼到香蕉的几乎所有物体的表面。
坎宁安住在一个小公寓里,在一堆底片和照片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别的爱好。大师怎样炼成?有个著名的“一万小时定律”,说你要精通一件活计,至少要一万个小时——坎宁安已在街拍上用了上亿个小时了,还意犹未尽,80多岁仍在外骑车奔波,以至于纽约人都以被他拍到或者邂逅他为福气。2009年的《纽约客》上有一篇专题文章,就把坎宁安的工作与渔夫捕鱼相比:“他需要一种历经多年打磨而成的敏锐的知识,要熟悉本土的生态,并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都有无限的耐心。”渔夫需要掌握打鱼水域的鱼情,不管风急浪大还是波平浪静,都得凭经验估判在哪里能打鱼,如何打到鱼;街拍摄影师则必须对自己的活动区域了如指掌,必须善于等待时机,不论遇到怎样的气候,都相信自己能抓到有价值的画面——两者真的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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