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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红色真相:战争年代的“潜伏者”

韦三水商业评论 2014-05-10 10:48:00

责编:群硕系统

你知道华润集团这家贸易型央企的红色到底是怎样修炼的吗?

当宋林被从华润集团董事长的位置“拉下马”的时候,媒体和公众们的目光再次投向华润集团这家庞大的央企以及她的兄弟企业们——贸易型央企的红色到底是怎样修炼的。

在过去的历史岁月里,一个中国式的财团群落——贸易型央企群落的死去活来,也深深地影响了这个国家和人民。特别是在中国经济二次改革的今天,这个特殊群落一面卷入到所谓“国进民退”的争端之中,一面又卷入到全球化的较量与角逐之中...它们在中国的这片土壤上以某种特殊的形式存在,使命忽而神圣忽而堕落忽而让人们忧心忡忡,但不管怎样,我们这个国家和人民都视为其不可挑衅的庞然大物,就像恐龙一般的“凶猛”;而当国际上的大粮商、大财团争相“蚕食”中国这个所谓的新兴市场的时候,它们似乎又显得那么的弱小、无力......

于是,我们总是一边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憧憬着这个特殊的群落能够尽快强身壮体,与外资财团“决一雌雄”,一边又以各种的名目质疑它们、讨伐它们,甚至还会以某种“幸灾乐祸”的心态盼望它们早早地死去......

它们究竟是谁?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为什么它们如此地让我们以如此的矛盾心态对审视着来游离着来爱恨交加着......

该文是微信号韦三水商业评论的系列报道之一,从即日起,我们将陆续刊载,以飨读者。

央企红色真相01:

战争年代的“潜伏者”

1931年,上海。受周恩来的委托,时任中共特科负责人的陈云将两根金条交给了一个20出头、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叫秦邦礼,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是他的哥哥,原名秦邦宪,就是24岁的博古。伴随着两根金条,秦邦礼还有一项重要任务:用这两根金条作为资本,以开店做掩护,采购急需的物资,如当时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无线电、药品等战略物资。可能此时的周恩来和陈云都没有想到,这两根金条将会带来怎样重大的意义。

华润创始人杨廉安先生

1938年,在香港当时最繁华的商业街皇后大道上,一个叫联和行的公司挂牌成立。 除总经理杨廉安(秦邦礼,廉安和联和在无锡话中发音很相近,自此秦邦礼这个名字消失了。)外,小小的联合行仅有杨廉安的夫人黄美娴和一名实习生。联和行的设立是为了团结香港及海外支持抗战的民主人士,接受和保管各界抗日捐款和物资,实际上就是以贸易做掩护,是我党设在香港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但日后在中国商界赫赫有名的超大型央企——华润集团的外贸历史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当时联和行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同情我党、支持抗战的海外华侨,接收、保管华侨的部分捐款,并为根据地筹集经费,采购急需的各种物资和药品。

1948年春,联和行与设在北朝鲜的朝苏船轮公司达成协议,租用该公司货船运送大连、烟台与香港间的往来物资,打通了解放区和香港之间的贸易通道。东北、山东解放区的大豆、人参、药材、猪鬃、皮货等农副土特物陆续由联合行运至港澳市场卖出,然后为解放区买入急需的五金、钢材、西药、轮胎、汽油、麻袋、印钞纸、通讯器材等物质,支援了解放战争。同时根据官方的说法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华润公司始终心系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千方百计突破封锁采购和运送根据地和解放区急需物资,并在1947成功打通了香港至东北的贸易通道。1948至1949年,他们成功地接送了4批民主爱国人士,从香港赴北京参加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保证了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

1932年秋,与陈云交给秦邦礼金条相隔一年左右,刚从上海总商会商业补习夜校毕业的卢绪章同另外两人筹措150法币,设立了一家名叫“光大行”的公司。从此,另一家中国解放前最重要的企业在上海诞生,“光大行”后更名为“广大华行”。它是上海地下党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直接受周恩来领导,是中央直属秘密机关。广大华行及其子公司都在地位显赫的外滩亚细亚大楼办公,卢绪章作为该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上海已经成为颇负盛名的实业家。后来,卢绪章被称为“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他实行“与狼共舞”的策略,交往的均是国民党政要、权贵,与陈果夫称兄道弟,坐的是豪华汽车,出入纸醉金迷的场所,佣人成群,俨然是一个大资本家,因为只有这样的做派才能混迹于国民党的政经圈内,壮大广大华行。他数次被怀疑为共党分子却屡屡化险为夷。

就是这样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广大华行为早期中共开展活动筹措了大量的资金。成为建国前中共最大的企业。

而上海解放后,当卢绪章穿上那身真正属于他的军装时,他及妻子毅然将财务全部交公,一无所有,重新开始。去新成立的中国进出口公司(中国众多贸易型央企的母体)任总经理,为建国初期的外贸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我们翻开上海档案局封存已久的广大华行原始档案,谁又能从这些泛黄的经营账簿中看出曾经中共活动的蛛丝马迹呢?

钱之光先生

1948年,联和行进行了改组扩大,更名为“华润公司”,钱之光先生为华润公司首任董事长,公司设在香港中环毕打街毕打行六楼,并于12月18日正式挂牌,杨廉安依然任总经理职务。

按照曾经担任过该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宁高宁的诠释说法是,之所以称之为“华润”是与毛泽东的“润之”大有关系。但官方的正式说法是,华润之所以为华润,蕴含“中华大地,雨露滋润”之意。七十年前的华润集团,名字还叫联和行,在香港中环一个不起眼的小阁楼里挂牌成立,还只是一间只有3个人的小商号。

香港中环毕打街毕打行

据记载,从1952年起,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华润公司一直是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在港澳及东南亚的总代理,成为新中国与世界贸易沟通的第一道桥梁。

关于华润总代理地位的确定,则在华润的70年大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地位的确定则来自于三次机构合并的积累。

根据朱虹波所写的“华润史话”的有关文字记载,第一次合并发生在建国之前的3月份。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党所领导的另一间贸易机构——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进行合并,该公司属下的南洋商业银行、民安保险和广业置地公司划归华润领导,加之华润原有的华夏公司和天隆行,共有5间公司。

华润的第二次合并则是在1952年——解放初期中央系统、华东系统和华南系统相继在香港设立了16家公司。这一年的10月,中央办公厅决定将华润公司划归中央贸易部直接领导,也就是后来的外贸部和外经贸部。同年,中央贸易部将在港的这16家机构进行了归并。以港销为主的土产、食品业务分别划归德信行和五丰行经营,其余进出口业务划归华润公司经营,金融业务划归银行线领导,航运业务则由华夏公司经营,并明确规定华润公司是中国各进出口公司在香港的总代理。

第二年,即1953年,进行了第三次合并。中央贸易部将设于广州的南洋贸易公司归并华润,由南洋贸易公司领导的五丰行、德信行同样一并归属华润公司领导。

经过连续三次的合并,华润的实力明显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和巩固。到1954年,新中国驻港贸易机构已经全部划归华润公司领导,并实行集中领导、集中经营。一个超级“垄断”的贸易巨头俨然初具规模。

期间,华润公司于1952年开始对陆续划归来的公司与原有的业务机构进行了重组,并组建了进口部、出口部、运输部、资料室、经理办公室和财务部等部门。其中,进口部设五金矿产组、机械仪器组和化工组;出口部设土产、矿产、食品、什品、丝绸、茶叶、粮油、畜产等8个组。而进口部和出口部的业务则分别与北京的进口大楼和出口大楼的各公司的业务形成对口。

1957年华润发起并筹办首届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拉开了“广交会”的序幕

同时,为了进一步发挥总代理的作用,华润公司按照专业化经营的原则,还相继成立或控股了一些公司,这些公司后来也陆续成为与其业务对口的内地进出口总公司在港澳地区的总代理。比如,1958年因增持股权成为华润下属公司的中国国货有限公司、1964年在原轻工部基础上成立的华远公司和同年成立的大华国货有限公司、1966年通过增持股权而成为华润下属公司的中艺(香港)有限公司以及同年设立的中国广告有限公司等。

而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华润公司积极为内地购运大批军需物资,开展反封锁、反禁运的斗争,积极开展对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并取得显著的成绩。

华润50-70年代的写字楼设于旧中银大厦

1952年11月,华润公司迁址中银大厦9-11楼办公,开始了国家所赋予的中国各地进出口公司在港澳及东南亚的总代理地位的重任。

或许当时的创办者们根本无法想到,八十多年前的两根金条、三个人、150法币,七十多年前仅有3人的小商号联和行,三个人创办的广大华行等一系列红色企业,历经沧桑积淀,已经成长为坐拥上千亿资产规模的超大型央企,并在地产、零售、纺织、啤酒饮料等多个领域左右并影响着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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