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与中国艺术品拍卖的20年

“利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陈东升又提起了这句流传甚广的名言。但他却避讳“红顶商人”这个称号，“学胡雪岩的个个死得很难看。”

22年前下海创业的那个青年，现在已鬓角飞霜，精力却依旧旺盛。5月9日，陈东升出现在新书《一槌定音——我与嘉德二十年》的发布会上。从场地后端快步走到前台的过程中，他微笑着不断与围观的读者打招呼。这让人联想到拍卖场中老绅士的行事风格：礼数周全、思虑妥帖。

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嘉德投资公司董事总裁兼CEO寇勤，以及华辰拍卖董事长甘学军，皆是与陈东升一同创立嘉德的伙伴。寇勤是陈东升武汉大学的校友。甘学军是他的湖北老乡，被挖到嘉德之前，他是国家文物局局长秘书。这两重关系，差不多可以概括陈东升事业草创时期所主要依靠的人脉关系。“不是校友，就是老乡。”陈东升说。

他最初的亲密合作者中，王雁南也许是例外。这位留学海外的中共高级干部子女，为他们的共同事业带来的不光是眼界、技能，更重要的或许是坚持原则的底气。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陈东升这样提及嘉德这位刚刚卸任的女掌门：“王总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粤语，我当时想，要办国际性的拍卖公司就一定要有懂外语的人。”“她对规矩、原则是极为注重的。有人在她这里栽了跟头来找我说，但找我也没用。”

当年由7个人合作创立的嘉德，如今已成为世界知名的艺术品拍卖公司。与此相伴随的历史背景是：20多年里，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艺术品市场，北京则成了纽约、伦敦、香港之外的世界艺术品中心。

在《一槌定音》这本自传性的书中，陈东升从大学时代写起，回顾了自己在体制内的工作、下海创立嘉德并一手开拓公司最初昌盛的经历。他记录了嘉德如何有了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拍卖师，如何摸索拍卖章程，组织第一场拍卖，又如何培育市场。也就是从嘉德创立开始，中国才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品拍卖，渐而有了《拍卖法》、星号制度、文物复出境制度、国家优先购买制度一系列行业规则。

“率先模仿”

在甘学军眼中，“陈东升讲话太有煽动性了。”他至今依然记得，陈东升在劝说他加盟嘉德时所说的那句话：“我用雷达式的扫描看了一遍中国所有的行业，就是艺术品拍卖没人做。”于是，甘学军辞去公职，“投奔陈东升麾下”。

空白点自然孕育着大把的机会，却也意味着肩负创新的职责。在国门最初开启的时候，陈东升对这个词的定义是“率先模仿”，他瞄准的目标是苏富比。

当时，文物局官员带着陈东升进入香港苏富比拍场，陈东升带去的则是弟弟从日本为他买的摄影机。国际大拍端严富丽的场面给了他很大震撼。“那真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陈东升害羞地躲在最后一排。“我不敢这样理直气壮地拍摄，就怕人家看见，便偷着拍。”跨着马步的陈东升腿直打颤，手也就跟着发抖。结果拍回来的图像也是抖的，甘学军和寇勤他们看得直眼晕。

陈东升他们对苏富比的模仿，细致到预展时用来陈列艺术品的玻璃有多厚、号牌样式、柜子的造型等等。而香港大藏家张宗宪向他们介绍海外拍卖情况时的话语，“就像是圣旨”。“他说的我们全部记录了下来。”陈东升说。嘉德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学苏富比，在当时最高档的长城饭店办公，而这群人请教的专家也是一流。“我们有东西总是去找徐邦达看。”甘学军说。

“当年那个学习的过程很有意思。”陈东升直言。令这群人倍感压力的，还不是这个从无到有的学习过程，而是文物国家专营体制下，文物拍卖所必须做出的政策突破。“一听说体制内的一些人提出反对意见，或说他们也要干这件事情，我们就非常紧张。”甘学军回忆。

陈东升将这种对边界的试探，说成“打擦边球”。起初，嘉德的名字并不是现在的“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而是“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其用意是对“文物”二字的刻意回避。文物行业内的人们本身就分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这样没有法律保护的情况维持了三年，直到1996年，《拍卖法》颁布才彻底打破了文物部门对文物经营的垄断。

其实，文物行业从业者所担心的也并非仅仅是垄断饭碗的打破，也有对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顾虑。1995年，嘉德举办了“杨永德藏齐白石书画专场”。杨是香港大收藏家，广有齐白石画作收藏。这场专拍促成了海外流失文物的第一次大量回流。艺术品拍卖的“政治形象”从那时起有了一些改观。

陈东升在书中这样写道：“嘉德自创办就有那么强的反对势力，特别是原文物界掌有文物专营垄断权力的那些人，我的担心越发强烈，也就致使我们要把坏事变好事，做所有的事极其谨小慎微……我们严谨的作风是反对派逼出来的。”就这样，几个起初对文物艺术品并不了解的年轻人创办了一家拍卖公司。现在，嘉德不仅仅是行业内的风向标，其“守规矩、守本分”的作风为业内普遍认同。

时间跨过20年，现在的艺术品市场早已今非昔比。行业的兴盛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竞争对手的涌入。由于本身的特殊性，行业内也涌现出种种怪象、乱象。假拍、拍假、虚报成交数字等在业内屡见不鲜。对此，陈东升说：“艺术品市场的确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我们需要看到几股清流。”

2003年前后，现在业内颇具影响力的几家拍卖行如保利、匡时、西泠印社相继成立。其中，保利更是崛起迅速，公司每年公布的总成交额与嘉德不相上下。“一个行业一定是两家巨头相互竞争的，有可口可乐就一定有百事可乐。嘉德不会作虚假的数字，不用在数字上冲到最前面。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价值观。”陈东升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学习，保利对市场的敏锐判断和灵活性，我们就该学习。”

遍地黄金却也需要勇气的时代

泰康人寿下属的泰康空间，是一个非营利的艺术机构，长期支持年轻艺术家的实验性创作。其购藏与学术梳理一直由专家唐昕打理，陈东升并不以个人审美介入太多。但有两件油画却是例外。向《第一财经日报》谈起收藏趣味时，他说，他最喜欢的是《黄河颂》（陈逸飞作），另一件则是《革命理想高于天》（沈尧伊作）。

“我们这一代人，还是有一点革命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他说，“革命的理想高于天，是我高中时期唱长征组歌听到的歌词。这是一句太朴素、太有震撼力的话。对我的影响也太大了。就是冲着这个名字，我也要把这幅画买下来。这是真真实实的感受，可你们这代年轻人已经无法理解了。”

“当时哪儿有‘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只是一种激情，觉得机关转型，是在创造一件伟大的事。我们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很高尚，也不管别人是不是笑话我们。”陈东升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创办嘉德之前，陈东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管理世界》杂志副总编。他坦言那时的自己带着强烈的优越感，“不是来源于出身，而是来源于个人奋斗。那时真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下海，想的也不是要赚多少钱，而是改变中国的现状。”在《管理世界》担当副总编时评选500强企业，陈东升发现，一个国家拥有世界500强企业的个数直接与它的经济总量正相关。“这个发现当时让我非常震撼，我想到，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没有一批大企业是不可能的。我很坚定，就是实业救国，教育、科技那都是跟随着经济发展的。经济上强大了，都能够解决。”他说。

回顾一路走来的壮怀激烈，陈东升屡次提到的一个词是“时代”。“那是一个从革命年代走过来、从清教徒式的社会转型而来的时代。”与陈东升同时期从体制内下海经商的，还有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中国诚信信用管理公司董事长毛振华等。陈东升说他们这些1992年前后创业的企业家，都是“邓小平第二次南巡的产物”。

而“带着明显的家国情怀”和“坚信市场的力量”，正是外界为这批企业家所勾勒的特点。1992年颁布的两个文件被陈东升视为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92年颁布的《有限责任公司管理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管理规范》是一项伟大的制度，释放了无穷生产力。当年就是因为这两个文件，我可以下海创业了。”陈东升在接受采访时说。在他看来，当年这两个文件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媒体的充分认识。

在他眼中，“那是个遍地黄金却也需要勇气的时代。”陈东升说，1992年前5年，下海的可能是犯了错误的人，“因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是不认同的。那个时候的万元户、个体户都是社会边缘群体。上大学、当党中央机关干部是大家一致的价值取向。”但到1992年，价值观改变了，“大规模的体制内精英舍弃铁饭碗、金饭碗去创业，形成了中国最大的一波下海浪潮和创业浪潮，有了今天中国很多骨干企业和领军人物……”陈东升这样写道。

“利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接受采访那天，陈东升又提起了这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在那个体制内、体制外资源重新排布的社会中，他确实利用了体制内的人脉，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的逐浪者。但他却避讳“红顶商人”这个称号。曾经媒体为他挂上了这个标签，被他斥为“胡扯”。“学胡雪岩的个个死得很难看。”他说。

争议是“市场成熟的机会”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一槌定音》中提到很多港台老收藏家的风骨，也曾提到自己创建嘉德的一个想法就是“再造中国的贵族”。内地有艺术品市场20年，你怎么看现在的收藏格局？

陈东升：香港和台湾有非常厉害的收藏家群体敏求精舍和清玩雅集。港台商业的成熟和收藏情趣的整体提高，让很多好东西到了他们手中。但内地渐渐也开始有非常严肃的收藏家，他们真的是带有专业性、研究性。内地市场毕竟只有20年历史，和港台比收藏上还是有差距，但我们成长得非常快。我也接触了一些非常有想法、有品位的藏家，比如刘益谦的龙美术馆还有很多新的美术馆。应该把这种前进看作一个过程。

日报：嘉德在中国古代和近现代书画上实力很强，而泰康人寿主要以收藏当代艺术品为主。为什么？

陈东升：实际上，我一做拍卖就接触了当代艺术，通过批评家栗宪庭。我们第一次拍卖当代艺术，就有张晓刚、周春芽、何多苓、刘小东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核心的当代艺术家。

早期中国的当代艺术，都在被尤伦斯这样的外国机构收藏。康定斯基是俄罗斯著名的现代抽象艺术家。但是本国人不重视，被美国人大量收购。所以，在这方面我是有一种情结的，要扶持中国自己的当代艺术。我还是觉得我要根据我的心灵走，在艺术品上我没有那种功利，我们不去看市场、不去看财富，要赚钱也不在这儿。很久之前，我就与张晓刚认识，当时他的画还很便宜，前几年到了千万，我也没有懊恼以前应该多买一些。

我们现在做的，是支持年轻艺术家、实验艺术家。尤其“80后”、“90后”的当代艺术家是泰康空间支持的着力点。其实，第一批当代艺术家和我们这批人一样，创新就是率先模仿。他们的作品在国外都是有原型的。但我觉得，3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遇到很多新的问题，出现了很多根植于中国的当代艺术，它们脱离了模仿，刻画了属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对现在的道德滑坡、环境污染、城市拥挤都有反映。这些都是中国活生生的问题。现在的现实生活已经有了变化，现实土壤已经开始培养起真正的本土艺术家。现在的年轻人以后成长起来，我期待的是100%的中国当代艺术家。

日报：你在书写嘉德20年历史的时候，屡次提及一批老专家对你的支持。这些专家大都出自体制，而当下，中国的鉴定是众说纷纭。

陈东升：我觉得，这就是市场的过程。就是要出这样一些事件，人们才能想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定下制度来规范市场。这也是市场成熟的机会。最早我们拍卖的《出师颂》，不是索靖的东西是事实，但也是国宝。《功甫帖》是不是苏轼原作，我不知道，但它见于著录，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说明这件东西也具有一定价值，这也是事实存在的。这样的事件可以繁荣学术，让大家更严肃地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