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抑郁症很可能在其他领域,包括被认为“生机勃勃”的新媒体领域以及其他行业同样存在,但在密集爆出传统媒体人因抑郁症而自杀的消息后,还是有足够多的人们将这种病症与整个行业的沉沦现状联系起来。
那几位死亡的传统媒体人,也自然而然被视为整个行业现实气氛的表征:夕阳行业,大势将去,或者弃船,或者殉难。
已经有不少文章从宏观和微观各个层面分析了传统媒体人因为行业沉沦而承受的痛苦:在宏观上,由于传统媒体整体下行,其中的个人,特别是高层要愈发要为那些指标数字殚精竭虑。由于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带来的媒体平权运动,造成支撑传统媒体的资源越来越少,导致这些从业者内心都清楚,这是一场或早或晚都会输掉的战争,所投入付出与想要得到的结果渐行渐远,于是,他们最终被压垮。
而在微观层面,曾经被光环笼罩着的传统媒体人,其基本素养之一,就是比社会其他个体更早知道消息,更迅捷处理资讯,更理性更深刻的理解资讯以及更好的表达。但是,当面对无数个体,各个阶层,各种专业人士聚合成的the one,他们永远都是滞后而渺小、同时还是外围的。这种格局造成了传统媒体人永远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和挫败。
除此,当传统媒体启动新媒体转型,其中的媒体人往往一肩两担,生物钟变成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双重节奏的叠加。更糟糕的是,当中国传统媒体运行的商业模式无力继续下去 ,活下去的方式似乎就是采编事业部化,无论是文人办报还是专业主义办报,传统媒体人都面临着放弃理想乃至底线,乃至自视为严肃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丝尊严的窘境。
如此,如何能不抑郁?
所有的论证和认知都在塑造这样的“事实”,是传统媒体昏暗的现实正在伤害着这群有自我要求的人们,而造成传统媒体拥有一个昏暗现实的,则是不断发展的互联网塑造的新媒体生态和社会形态。
不过,这就是全部现实吗?这就是中国传统媒体抑郁症的全部病因吗?
与分析解读中存在的合理性同样不能否认的是,现实是,除了极个别几家媒体,今天的中国传统媒体大多数比较少表现出理想主义色彩,以及看似与理想主义激情相对立的新闻专业主义追求。对于今天大多数中国传统媒体而言,其本质诉求非常清晰,盈利,拥有足够好看的财务报表。政治与商业同时在左右中国传统传媒,而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这种力量规训很难有效作用在新媒体内容生产上面。这才是新媒体生机勃勃的根本原因。
对于大多数中国传统媒体而言,或者宣传,或者财富,这是被限定好的两条“正路”,而社会公义,公信力建设,推动社会进步等等,常常不过是个副产品。这也是一旦需要,中国传统媒体纷纷转型、也没有遇不到什么阻力的原因:因为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不会有多少人会去认真去追问,一旦当以传统媒体人为主体的精英媒介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其构成的第四权力被消解,一个良善健康社会,该如何去建设?
如果具体到中国现实,这个问题几乎成为伪问题。有一个如李普曼一样的媒介知识分子阶层存在吗?白岩松或者崔永元这样的算吗?还是在广州大番禺一遍热衷帝国时代,一遍幻想着读懂中国的媒体人?而中国市场化媒体,何尝有一天充当过第四权力的角色。
当然,造成媒体行业逼仄环境的,是同样逼仄的社会空间。正是因为没有发育的社会空间,中国传统媒体只能接受要么宣传,要么卖钱的道路。从来没有一个媒体真的能够宣布自己承担了这个角色。而这,则是压在中国传统媒体人心中永远没有放下的一块顽石。中国传统媒体,确实应该为此抑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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