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红色真相：国门初开后的“挣扎”

该文是微信号韦三水商业评论的系列报道之一。上周我们连载了两期，分别为《战争年代的“潜伏者”》和《反封锁禁运的历史》。今天继续~

1960年代，新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际。

曾经的亲密盟友苏联不仅与中国的关系恶化，直接影响了中苏与东欧各国的贸易，而且印尼也开始排华反华，与中国停止了贸易交往。与此同时，新中国的国内情况也不容乐观，三年的大自然灾害从天而降，新中国的建设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从196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则更是使新中国的生产建设和对外贸易再次受到极其严重的影响。

仅仅以中五矿在1960年代的经营业绩为例就可见当时情况的严重性——据相关史料记载，中五矿的出口贸易在整个六十年代的十年里几乎年年下降，1968年和1969年每年出口仅仅1.9亿美元，低于1953年的水平；1961年到1965年的进口额均低于1959年的水平。其中，1962年和1963年两年的进口额均为1.6亿美元，处于历史的最低水平。而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额占中五矿公司总贸易额的比重由1950年代的80%一下子降到48%。

另据中化集团的老同志回忆，1960年开完全国经理会后，各地均反映落实本年计划很有难度，于是总公司派出了督促小组，全力配合当时“促生产”的方针。地方反映缺原料就迅速通过各种方式进口原料（当时甚至运送货物的汽车都要进口），只为保证货源。可见当时条件之艰辛。

怎么办？这是当时新中国上层领导和国字头的贸易公司都在处心积虑思考的难题。

1960年8月，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对日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以及个别照顾等，此举推动了中日友好和贸易关系的改善，并因此开展了一些重要项目的贸易。同时，国内形势的严峻迫使国字头的贸易公司的主要市场逐步向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逐步摆脱对苏联、东欧国家的依赖。

还是以中五矿为例。根据《五矿五十年》披露，1960年代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钢材共计812万吨，已经占同期钢材进口量的82.1%。同时还大量进口了铜、铝、钴等重要物资约84.69万吨，有力支持了新中国执行二五、三五等计划建设。而1960年代对苏联、东欧国家的进口量已经从1950年代的63%下降到36%，对欧共体和日本的进口量则上升到了59%。

尽管新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但国字头的贸易型公司都千方百计地支援国家经济建设。1960年代初的大庆石油会战，就是中五矿及时进口了当时国内不能生产的石油专用管13.3万吨，对大庆油田的顺利出油起到了重要的物资保证作用。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等举世瞩目的建设、科研项目所使用的钢材几乎全部由五矿公司组织进口，竭尽全力支持了当时新中国国内生产建设的需要。

与中五矿在五金矿产方面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相比，中粮则在粮油贸易方面实际支持着新中国，并在此间也形成了垄断的地位——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布，1961年中国进口了520多万吨粮食，合计105亿斤，是解放后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但1962年还需进口400万吨合计80亿斤的粮食，共需外汇6.6亿美元。为了给各地组织货源，中粮开始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公司，并于1965年将公司更名为“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直到宁高宁于2004年-2005年间空降到中粮任董事长并将公司再次更名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止。

而也就是在1960年代，新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中粮才得以获得了最为传统的独家垄断业务——粮油贸易业务。

1970年代上旬，一些国字头的贸易公司积极与国际贸易市场开展商务谈判，并争取好的价格。这个年代里，中五矿就揭开了中日钢铁贸易的新篇章，即钢材共同谈判：

1972年国际钢铁贸易形势是东西方钢铁集团加强垄断，共同对付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充分发挥新中国进口量大的优势，争取对中国有利的贸易谈判形式和较好的价格，10月份，以中五矿一名副总经理为团长的钢材代表团出访日本，在东京与六大高炉厂家洽谈钢材进口，提出了共同谈判的新形式：以中五矿为一方，以日本的六大高炉厂家为另一方。这六大高炉厂家包括新日本、日本钢管、川崎制铁、住友金属、神户制钢、日新制钢，两方每半年议定一次价格、数量和交货期等，而中五矿则是六大高炉厂家在中国的销售总代理。

按照有关的说法是，共同谈判形式为满足新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对钢材进口的大量需求，显示了其独特和突出的作用，应该载入新中国钢材进口的史册。

但在1970年代，中五矿是在动荡中求得发展的。这个年代，正是新中国执行第四个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时代，但文革的冲击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度让国家的经济濒临崩溃的境地。周恩来总理在艰难的困境下尽力作为，邓小平也一度复出工作，经济形势相对有所好转，而对外贸易工作也得以在艰难困境中发展着。

而在这段时期主持中五矿工作的是叫田光寿的老外贸，曾在1973年5月到1978年11月任职中五矿的总经理。田光寿后来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党副主席等职。根据《中国五矿报》的记载，田光寿上任伊始，就与公司的其他几位同志找到当时主抓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并在其家里进行了工作汇报。按照田光寿的回忆称，当时陈云认真听取了田光寿等人的工作汇报后，询问中五矿公司目前经营有什么困难。田光寿回答说，外贸工作有其特殊性，市场往往不遂人愿，如果能有一定的机动资金，工作就主动多了。陈云听后又问，你们想要多少（资金）？田光寿回答说，一亿元就差不多。听了田光寿如此的回答，陈云笑了，并说道，你们的胃口不大嘛，就给你一个亿！

与陈云的此次沟通，田光寿说记忆深刻。他对《中国五矿报》说：“陈云同志以经济学家的胸围韬略看到了中五矿事业的发展前景，做为国家领导人给与了中五矿大力的支持，使我伸手鼓舞，也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田光寿到底是何许人也，能够主舵中五矿这样一个重要的外贸央企公司？实际上，田光寿可是“老革命”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16岁的他辍学参加了家乡河南清丰县的抗日游戏队，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冀、晋、豫一带开展革命工作。他先后担任过县委书记、地区宣传部长、地委副书记等职。全国解放时，田光寿又奉命南下任长沙市委组织部长。1952年他北上进京，担任了交通部人事司副司长。就是在这里，他在当时交通部部长、中国农工党主席章伯钧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农工党。1966年他来到外贸系统，先后担任外贸运输总公司总经理、中五矿公司总经理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等职。后来任职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党副主席。

按照田光寿自己诙谐的说法就是，“除了没当过演员，什么都干过”。

就是这样的老资格外贸在中五矿总经理任上积极在艰难的处境下开展进出口贸易，并取得了一些成绩：1973年到1977年中五矿的进出口额有较大增长，每年在20亿美元以上。而1978年创下了进出口总额达47.81亿美元的记录。

田光寿在中五矿总经理的任上，还积极开辟西方市场，开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

1975年3月，中五矿公司欧洲推销小组远赴伦敦，被英国商界报纸称为“值得记载的事件”。之后所开展的一系列远赴国外开展的考察调研和推销工资哦，改变了以往出口主要靠交易会的传统作法，为中五矿在1980年代在海外广泛简历分公司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同一年的9月，田光寿以中国贸促会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出访美国，受到美国总统福特的两次接见，在美国商界一度引起很大的反响。

但田光寿和中五矿公司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沟通和合作的做法，却被当时的“四人帮”污蔑为“卖国公司”。根据《中国五矿报》记载，田光寿和他的团队终于尽可能地顶住了压力而带领着中五矿艰难地前行着。

“潜伏者”华润也没有闲着。

同样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内地紧急采购粮食。1962年参与内地鲜活冷冻商品供港的“三趟快车”计划。1970年代初期则协助内地将国产石油、大米打入香港市场。同时通过石油贸易促进中非、中泰关系的正常化。

根据华润史料记载，这个期间的华润建成的重要设施有沙田和青衣油库、远洋轮船公司、乐声大厦商场和长沙湾货仓等。截止到1978年，华润的进口额达到25.3亿美元，职能部室也增设了工矿产品部、纺织品部和石油化工部等。而下辖的二级机构更是多的不得了。

因此，华润当初有中国的“小外贸部”之称。因为，华润当初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和协调中港两地贸易，努力扩大国货对港的出口，而内地所有驻港贸易机构和管理方式都与外贸部相似，对下属单位采取的是政府机关的行政管理。可想而知，当初的华润的权力和影响力是何其大，只不过在很大意义上说是行政的，而非市场化的。

直到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如华润一样的国字头贸易企业们开始了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的真正企业的发展之路……

而打响与外资合作前锋炮的则是将与新中国成立之后绝迹了30年的可口可乐重新带入中国的中粮集团——一家已经在粮油贸易领域坐稳垄断位置的央企。

他们嗅到了“开放”的春天的气息，但也伴随着难以言表的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