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裸官任职空间势在必行

昨天有媒体报道，广州将迎来一位新的市委副书记，而原来的一位市委副书记退休，由于其年龄尚未满60岁，被外界认为属于提前退休。而媒体了解到，此次人事调整与广东省治理“裸官”若干举措有关。

“裸官”通常指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近年来曝光的一些贪腐案例，越来越多与“裸官”牵连，这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对于一部分官员而言，“成为裸官”和“政治前途”已经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问题。

广东的“裸官”问题也早已引起相关部门注意，中央第八巡视组向广东省反馈巡视情况时曾提及广东“一些地方‘裸官’问题突出”。广东在2012年11月也在《从严治党五年行动计划》中提出“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干部，不得提任党政正职”，这是地方较早约束“裸官”的举措。

若广州此番人事调整确因治理“裸官”，显然已经超过原来“不担任正职”的规定，重要岗位的副职也受到了影响。虽然“裸官”并不等于一定存在经济或作风问题，但毋庸置疑，“裸官”确实容易导致多维度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尤其是公众对这部分官员群体有着强烈的不信任。

无论从国家安全还是民心所向的角度，压缩裸官的任职空间势在必行，也只有如此，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密切与群众的血肉关系。广东勇于改革的做法值得赞赏，但治理“裸官”不能仅仅通过个案式的曝光，还需要体系化、制度化的方案。

首先，要想治理“裸官”必须清楚其规模，需要对全国的官员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情况有一个彻底的摸排。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教授林?赐嘎叮?995年到2005年10年间，中国共出现118万名“裸官”。此说法未得到官方认可，坊间也很难了解实情，但是大家都倾向于认为这个“裸官”的群体越来越大，所以国家有必要掌握这个情况。

其次，必须针对“裸官”有更加细致的规定，大力压缩其任职空间。现在有些地方规定“裸官”不得担任正职，甚至一些已经担任正职的干部也被调整了岗位，但从国家安全而言，一些重要部门的副职也责任重大，同样需要做岗位调整。今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也明确规定，对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入考察对象，尽管这是一种对“裸官”的限制，但这主要是防止裸官升职，对于已经身居要职的，还没有全国性的统一处理方案。

再次，治理“裸官”需要引入外部监督力量，相信群众的眼睛会是雪亮的。由于官员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通常属于个人信息，尽管一部分干部也会申报这类情况，但组织内部抽查审核的力量常显得不足，难以全面掌控这方面的情况。所以，要想治理“裸官”，可以通过官员申报信息公开的方式，让公众对于官员申报信息的真实与否进行监督，同时为组织部门掌握“裸官”情况提供线索资源。

我们对“裸官”并没有做“有罪推定”，甚至不否认他们中一些人有才华，为社会也做过一些贡献，但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公众关切的原因，必须压缩“裸官”的任职空间，淡化其政治能量。国家和社会也没有做“一刀切”，那些官员配偶子女由于工作学习原因而居留海外的，都得到了理解。

“裸”还是“不裸”，并不是一个难题，要想为人民服务，总需要你的身心都常在人民身边。对于那些真正忠诚于国家和人民的公职人员，“裸”可以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压缩任职空间也可以是临时的措施，只要把配偶子女再“接”回国内，都可以重新获得信任和重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