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八月,《纽约时报》曾有一篇报道,题目叫《埃及能从泰国学到什么?》 该文认为,埃及的动荡看似无解,但如果真有大英雄出现,其实还是有救。
文章以泰国为例:自2006年传统势力政变赶走他信,泰国陷入恶性动荡以来,一度看似无解的局面,随着英拉2011年上台,到2013年竟然有了让人欣喜的迹象:司空见惯的游行终于暂停,旅游业恢复,地价开始上涨,政府腐败被控制到最低限度,摩根斯坦利的预测是,未来十五年内,泰国的经济将比较稳定。文章把这归功于英拉的政治妥协:面临僵局,她上台之后实行一定的和解政策,没有非要去挑战那些不民主的如王室、传统势力的一些特权,又照顾到曼谷精英之外的农民和小市民的利益。
因为2013年7月,埃及刚发生军事政变,民选总统穆尔西被监禁。文章作者因此痛感:军事政变之国泰国能够在英拉执政之下获得稳定,埃及应该好好学习泰国。
然而,九个月之后的今天,再看这篇报道,已经是个讽刺:泰国的传统势力,也就是军方、法院、曼谷的精英阶层和“至高无上”的王室,终于无法忍受英拉的执政,“图穷匕首见”,最后还是靠他们的老一套——军事政变,重新控制权力。
埃及呢?埃及倒是有了选举,不过这个选举,虽然不像当年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或者金正恩在朝鲜那样能获得99%的选票,但所有分析都知道,去年领导发动政变的军头阿卜杜拉·法塔赫·塞西“稳获大胜”,因为他控制着一切!
有意思的是,无论埃及还是泰国,都有民众期盼军方出面的现象。塞西发动政变,有民众捧其画像,表示支持。当然,这里的“民众”是传统势力,如军方、法院和穆巴拉克时期培植起来的大量与军方有关的利益集团;泰国的政变,也受到一些民众的欢迎,这里的“民众”,是集中在曼谷的军方势力、法院势力、富裕阶层和拥护王室的群体。如果真是广大民众,既然手中已有选票,为何不通过投票来决定,反而是放弃手中的选票,把希望寄托在军方呢?
一句话,因为这些势力,无法通过民主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便不承认民主的原则,而是借助暴力到达目的,并且美其名曰“维护稳定”。
什么人能维护他们心目中的稳定,让他们继续获得利益?在埃及,这些人希望有个强者,在泰国,他们寄希望于国王的权威。
埃及的塞西已经是个强者,最近不少报道在深挖,这是个极有心计的人。2011年另一强人穆巴拉克面临民众抗议危机时,掌握军权的塞西刻意不去“救驾”,摆出一副“军人不干政”的姿态。背后原因是,他认为穆巴拉克要传位给儿子,所以该当下台。 随后,代表穆兄会利益的民选总统穆尔西席不暇暖,塞西便应邀把他捉拿。这导致埃及有两个前总统被审的局面。现在,塞西不仅要转身变为总统,而且手里还掌握着两个前总统的命运,其强势真可谓“史无前例”。很多分析认为,他将是继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之后,埃及又一个强者,或者说是独裁者!事实上,塞西已经在对埃及民众谆谆教导、并从严要求。在这个强者之下,埃及的稳定或有指望。
泰国呢,稳定和统一则寄希望于86岁的普密蓬国王。比如,这次政变,军方一开始还扭扭捏捏,说不是政变,后来得到国王支持,口气立即自信得多。国王至高无上,历届政变中都扮演着“最终决策者”的角色,有时谴责政变,有时默认。不过自他信的“平民主义”(也称“民粹主义”)席卷曼谷之外的泰国之后,几次政变都是打击“他信势力”,所以国王都默认或支持。因为他信的平民主义,让广大贫民把希望寄托在用选票选择“他信主义”,而不是寄希望于国王陛下的仁慈,这就是所有他新势力,隐隐然侵蚀了国王的权威。国王支持政变,可以理解。
然而,国王和强者,真得能让一个国家稳定,获得长治久安的效果吗?放在几百年前,或许可以,因为那时民众没有民主观念。可是当今世界潮流是,民主已经是民心所向。不管民主是好是坏,民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强者塞西,可以控制住埃及的政局,但是就如近代诸多强者一样,靠这种方式无非解决诸多社会问题,最终面对的还是觉醒了的民众。到时又来一次历史的重复?
泰国形势更加微妙,高龄国王“龙体欠恙”,太子权威难及父王一半。虽然众多王室爱好者,津津乐道于王室给社会带来多么大的稳定和精神源泉(如英国、日本、比利时),但事实是,就是名胜古迹是物质的历史遗迹一样,王室制度,乃是历史遗留的制度遗迹或者成为不少人得心理古迹,即便恋恋不舍,但对于现代社会的公平、人权方面,实在是毫无贡献。泰国王室权威,实在是泰国特殊历史和普密蓬个人权威结合的一个特例。普密蓬之后,泰国王室还能成为军方政变合法性的来源吗?如果没有这个合法性来源,泰国军传统势力还能打着国王的旗号发动政变吗?
所以说,无论是国王还是强者,都不能给这些国家带来真正的稳定和公平,他们带来的所谓稳定,实际上是把冲突和危机暂时压住,然后把处理危机和冲突的艰难任务,转嫁给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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