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董”不能成为高校特权阶层

人大蔡荣生案揭开了“特招”腐败的冰山一角。据媒体调查得知，目前一些高校的自主招生沦为“点招”通道。尽管教育部已经明令禁止“点招”，但一些高校仍会留出少量机动招生名额，对教职工子女、“校董”子女等实行特殊录取。在一些高校，每人每年给高校捐资便可成为“校董”，获得相应的“点招”指标。“这个名额可以给自己的孩子、亲属用，也可以送给生意合作伙伴或有所求的官员。”

这是严重违背招生公平的，必须严厉清查并取消“点招”、“预留机动名额”等做法，防止这变为权钱交易的通道。对于这一点，教育部早有明文规定，关键在于落实。

在此，笔者更为关心的是，捐钱成为“校董”，同时学校回报以招生名额这种高校和社会资源“共享”的畸形模式。这种模式在很多高校还被认为是改革创新，可见高校的改革被各种利益因素严重异化。

我们看到，我国高校在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时，纷纷把成立校董会作为亮点，包括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谈到要成立校董会。其实，学校成立董事会，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管理、监督，是现代大学治理的重要方式，我国高校近年来也纷纷成立董事会，但这一董事会和国外具有学校管理、决策功能的董事会完全不同，只是一个“联谊会”或者说是“资源共享平台”。社会人士成为校董，为的是为自己贴金，以及获得享有学校教育资源、学术资源的某些特权，并不是代表社会力量参与学校管理决策、监督学校办学，而学校也并非真想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管理、监督，而只是以“校董”头衔来吸引社会捐资。

笔者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学校董事会（理事会）中来自社会的“校董”，应该由社会人士民主选举产生，代表社会力量参与学校办学，校董必须对选举其的社会力量负责、述职，这不能由捐钱而得来。捐钱买来的校董，从一开始就背离了“校董”职责。

我国高校近年来腐败案件不断，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缺乏外部力量参与、监督。而发展到现在外部力量反而成为了腐败的一部分，实在让人啼笑皆非。“校董”的异化，是教育行政化和功利化的表现，简单地说，这不是按教育规律办学，而是在做教育的生意，并由此成了高校的特权阶层。

我国高校在改革中存在太多类似的异化。比如招生委员会，国外大学的招生委员会是独立运行、不受行政制约的，而我国大学的招生委员会则由校长牵头，这意味着赋予了校长直接干预招生结果的权力，包括南科大成立的理事会，最后也是由政府委派理事，官员理事占了半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由行政部门主导，行政力量为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对改革进行“自定义”。结果是，在国外学校办学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治理机制，被“引进”之后变得只有概念和形式，有的甚至成为了帮凶，成为利益输送的管道。

要避免改革异化，就必须重建改革机制。改革的方案，应该由全体教师、学生参与讨论、制定，而不能只是由行政拍板，像成立校董会这么重大的事件，不能由行政主导、由行政来决定谁是校董、同时和校董签下“城下之盟”。如此，校董会才能为学校办学提供正能量，而不是变成败坏学校风气的利益场。

（作者系上海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