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适新与复古之间

经过近10年努力，中国大运河终于在今年6月22日进入世界遗产的序列。

延绵1790公里、前前后后修建了1800年的大运河，沟通了5大水系。它起于杭州，终于北京通州，串起了8省份的35座城市。自春秋时期至今，中国大运河推进着中国文明的进程，某些时刻甚至成为历史的主角。

如今，大运河和生活在运河两岸广袤土地上的人们也一起迈入新的时代：当它作为整体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们对大运河以及对文化遗产本身的观念和相应的行动，面临更新。

“线性的、活态的文化遗产”是致力于申遗的几代文保专家提醒人们注意的概念。如果将长城、故宫这样震撼人心的历史建筑比作静止的雕塑，那么，大运河更像正在使用的器物，历史悠久却依旧在变化。

恰恰也是大运河的“线性”与“活态”，为保护带来了更多的挑战：维持历史原貌与适应现代发展之间如何拿捏？大运河穿过都市又绕过乡野，连接历史也发挥着现实作用，究竟应该让它呈现何种面貌？又如何来协调，以达成相对统一的认识？

申遗成功，这一系列难题并没有自动消解，反而凸显出来。大运河以及沿途的景观将焕发更大的吸引力，但这也意味着难以抑制的开发冲动。这些，都是隐忧。

葛剑雄与阮仪三两位学者，谈到开发与保护的矛盾。葛剑雄认为，人们对运河历史的认识存在误区，而申遗的动机也存在着偏差。他强调：“既然是遗产，就不该过分强调开发，只能适度应用，不应该搞得面目全非。”

阮仪三长期从事古建筑考察与实地规划、保护，他自言看到了太多遗存因为地方政府的开发热情而无法保存的案例，“不能急功近利，而应该还历史以原貌。”他认为：“哪怕是乱草、旧房、碉堡，也有它的精彩之处，不应该拆除。”

而作为扬州申遗办前主任，顾风更多地介入到扬州地区大运河遗址保护的决策之中，在文保理念与城市建设之间，他面临的问题更为具体。同前两位一样，他同样看到了遗产保护中存在着的急功近利：“现在都要搞开发，这怎么行？搞不好今年申遗成功，明年就拿到一个黄牌警告。”但他也认为，需要权衡各方的诉求。“问题的解决要靠对度的把握，而这种把握则要靠专业。”

保护“活着”的大运河，如何权衡适新与复古是一个问题。而更为根本和尖锐的问题是，开发带来的短期经济利益与不可复制的文化遗存之间该如何选择？谁来监管这种选择？

顾风、姜师立：申遗只是阶段性的成功

顾风 扬州文物局前局长、扬州市申遗办前主任

姜师立 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副主任

大运河途经35个城市，为何扬州成为申遗的牵头城市？

扬州文物局前局长、扬州市申遗办前主任顾风如此解读扬州与运河的关系：“从历史地位来说，有历史记载的最早运河是从扬州开始的，而大运河这个概念是从隋炀帝开始的。隋炀帝三次下扬州，最后死在扬州、葬在扬州，隋代的时候大运河开凿以后还没有形成一个航运的功能。真正发挥作用、形成制度、规模都是在唐代。尤其到了中唐安史之乱之后，北方被破坏，南方成为经济重地。从那个时候开始扬州就成为重要的漕运集散地。”

在顾风看来，扬州的运河不是一条河，是一个网络，有若干的历史阶段的运河。“城市变化一次，水系就变化一次，所以水系主要就留下了城市演变的痕迹，城市和水系的共生关系在扬州体现得非常好。”他认为，扬州城中的运河景观不光典型，还非常丰富。“我可以指认邗沟、汉代的运河、六朝的运河、唐代的运河，它等于是一个运河博物馆。它和一条河从城中穿过是不同的概念。”

如今，大运河的杭州段到枣庄段依旧是“活”的。扬州段的运河最为宽阔，一年有一亿多吨的运量，抵得上两条铁路的运量。建材、黄沙、木材、煤炭，大运量的东西还是要依靠水运。

作为扬州大运河申遗的具体操办者，顾风与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副主任姜师立，对大运河的特点、维护面临的实际问题有着较为深入、细微的了解。

第一财经日报：大运河有“线性的活态的文化遗产”的特性，申遗的过程中面临怎样的特殊问题？

顾风：世界遗产保护组织公布的六条标准，大运河都能够沾上。但一旦要采用那几条标准，就一定要找到相应的实物点，我们不能在讲遗产的时候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东西作为材料。外国专家是看证据的，支撑每一条标准都需要找到实物。所以我们谈到大运河的价值，国外专家没有人怀疑，但当我们将其作为具体的遗产落实到点、线上的时候，会有点虚。

运河不仅仅是一条运输的通道，它本身还在运动，始终在实用功能的要求下不断变化。长城这个地方早就没有了，你直观一看，就是一个很伟大的遗产。而大运河就像我们家里还在使用的器物，而其他遗产就像家中放置的装饰物。正是因为运河的使用功能，人们会甚少敬畏，而现在它成了世界遗产，人们的看法可能会有改变。

日报：申遗成功后，在运河的保护上，还存在哪些问题？

顾风：我们就是听到申遗成功一开始激动了一下，马上又冷静了下来。申遗成功仅仅是一个阶段性成果。我们搞申遗的人都知道：申遗意味着这个国家和民族向世界承诺，我们有了一种保护的决心。现在，问题是社会上有一种急功近利的现象，一看到申遗成功就搞旅游，就要提高运河的运力，这样怎么行呢？搞不好今年申遗成功，明年我们就拿到黄牌警告了，这点是非常可怕的。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比较忧虑的事情。

日报：如何协调各个城市的保护措施，恐怕也比较困难。

顾风：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大运河的真正价值。很多人要搞旅游、搞开发项目，各敲各的锣，各打各的鼓。不是说不能动，不能建设，运河的“活”很重要，问题是如何让它活得有尊严，如何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日报：西湖申遗成功后一个星期，就宣布成立西湖文化遗产监测中心。这一点大运河是怎么做的？

姜师立：监测中心的事情，我们比西湖还要早。2011年，扬州段就开始建立大运河监测平台，而且都是用比西湖还要高的标准来建。2012年，这个监测平台又覆盖到大运河沿线的35个城市，以统一的指标体系向大运河监测总平台报送数据，形成覆盖整个大运河的监测系统。申遗成功的前几天，我们刚收到国家文物局对大运河监测平台的完善提升方案的批复。我们会迅速启动这个提升工程，用技术手段对大运河实施动态监测。

这个监控是长期的数据积累，不是外人理解的装个探头24小时监控。当然汛期就需要24小时监控。

大运河覆盖了世界文化遗产80%的类型，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河道、历史文化街区等等。所以大运河监测平台是对影响遗产的几个因素大类进行监测，包括本体、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游客行为到消防安防五大类，针对不同遗产，会设定指标项，设置预警指标值。每一段水位的预警值是不一样的。（孙行之 吴丹）

葛剑雄：应该制定世界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

葛剑雄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世界遗产是为了保护，不是开发。

当时申报的时候很多东西没有统一，我认为到了今天必须要统一了。

大运河情况与其他的有所不同，部分今天还在使用。既然是遗产，就不该过分强调开发，只能适度应用，不应该搞得面目全非。

活的遗产应保持基本风貌

大运河包括两个部分，其中一段是从山东往南到江苏、浙江，还在使用。基本风貌还是要保持。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两岸景观，但至少河道本身，比如将来如果要扩大运力，不应该在运河的古河道里动脑筋。我们的遗产到今天还在应用，这恰恰说明古代人的智慧杰出。如果把它搞成了现代的人造运河，这就失去了遗产的意义。

更不应该把与运河毫无关系的东西作为开发旅游的理由。运河沿线都是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留下人文资源不少，不要一味地在运河上动脑筋，也不要盲目搞所谓的复古。应该严格根据遗产申报时的面貌来保存。

我们必须警惕过度旅游开发。比如张家界当初盲目开发，把旅馆饭店都开在景区里面，后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予黄牌警告，最后不得不花了十几个亿把它们全部拆掉。大运河现在就应该由政府主管部门明确划出保护区和缓冲区；保护区里面绝对禁止任何新建筑，缓冲区里必须和它相适应。比如新的高楼不能直对河岸，不能搞得像上海的苏州河一样两边都是高楼，要有一定距离——这些从现在就应该开始规范，不要将来遭到黄牌警告再去修正。包括旅游开发要有环保的标准，（规定）哪些船不能用，控制游船密度。运河是迄今为止我国涉及范围最广的遗产。

干涸运河的保护

大运河还有一段在河北、山东，现在基本干涸。现在就要保持它，千万不要人为去复原。现在高速公路、铁路运力都足够，根本没有必要重开水运；而且这一带是缺水地区，现在已经在搞南水北调，不能让宝贵的水无谓蒸发、渗漏。有人说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比如留在原地的船闸、旁边的小镇，都可以保护，千万不要去恢复，恢复也会造成破坏。

有些人说运河要恢复通航，从北京坐船到杭州。这些人根本不了解运河的基本情况。京杭大运河在山东这一带，水是要爬升的，当初最高的地方有差不多四十米。当时不得已，为了运粮，才用船闸、人工拉纤，把它抬高再一级级降下来。今天完全没有必要，劳民伤财。

而且这在历史上本来就是很大的矛盾。山东这里缺水，但为了保证皇家运粮船队的通行，在此之前一滴水都不能用，宁可农田干旱，连山泉水都收集起来。现在异想天开以为运河通个水就可以了，根本没有这么简单。

正视大运河的“弊”

最后一点，现在大运河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了，我们应该把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告诉公众。现在大家喜欢一味地夸大这些遗产的优点和好处，对其在历史上存在的“弊”很少提及，很多人现在都不知道。比如山东的矛盾，还有运河和黄河之间经常出现矛盾。每当黄河泛滥时，运河水量充足；黄河安流的时候，运河（水量）不够。当时它们直接交叉，往往为了保持运河畅通，不惜不治理黄河。

我们强调它沟通了五大水系，但水系沟通从科学上来讲也有坏处。因为沟通以后会把这个水系的水引到另一个水系。黄河泥沙带到运河里，运河可能把这些泥沙带到其他河流。水系沟通以后，往往下游流水减少、流速减慢，所以淮河在历史上早就已经没有了。现在地图上留存下来的新沂河、新淮河都是人工开凿出来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一个原因是黄河带来大量泥沙，另一个就是运河沟通之后、淮河一部分的水流入运河，下游水量减少，流速减慢。

比如海河，也是因为很多水系的水都汇入海河流入大海，所以历史上就多水灾。解放以后治理海河就是恢复原来的众多水道。很多历史我们都不讲。

还有人凭想象说运河给中国经济带来多么大的好处，实际上（大运河）主要是为了保证北京的粮食供应，并不是一条民众可以自由使用的水道。每年国家粮食没有运到以前，民船是不许开的，官船也不许夹带其他货物，并不是沟通南北贸易。要不是运河，北京不可能建首都，这一点是肯定的；但说运河沟通南北经济大动脉，都是不了解情况、凭想象的。隋朝官船因为腐败才悄悄搭载了货物，这些都不应该夸大好的一面。

到了清朝后期，海运通了之后，政府宣布停止通过运河运粮，因为成本太高、负担太重，个别地方的畸形繁荣，以全河老百姓付出的代价换来。国家一旦不管，河北、山东段马上就淤掉了，因为本来就是很多人在维护。山东以南的部分，现在还是经济大动脉——不能说整条都是大动脉。

当年因为运河而带动了当地餐饮、奢侈消费以及官员腐败产业，船工、关卡工、官员在船中夹带货物，运河沿岸的一些城市，比如山东临清、江苏王家营、清江浦，靠这些繁荣起来。当时没有多少商人可以走这条运河。

遗产申报成功之后

申报遗产的动机就不对，保护第一位，如果开发，那么遗产的称号是名存实亡的。现在第一步是考虑制定保护条例，开发已经够了、旅游不能再大规模了，现在要好好整顿一下，将来再加以利用。文化遗产谁都可以管、谁都不能管，文物局、建设部、教育部根本就没有统一的资格，其他主要权力都在地方政府，中央应该重视。中国已经有四十多个世界文化遗产了，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中国对国民要进行世界文化遗产普及教育，并不是所有遗产都具有观赏性。文化遗产也不一定有先进性，这是反映了一段历史。有很多地方反而限制游客，马丘比丘每天只接待两千五百人。运河即使范围比较大，旅游也应 有一定限度。对于一般人来讲，去看几个观赏性的地方就够了。现在应该更多进行保护和限制，而不是开发。

北京有个地方叫海运仓，还有通州上岸。这些还在的就保下来，不在的就做个模拟的软件。已经干涸了，但还有个碑，就建立个小的纪念馆。（钱梦妮）

阮仪三：运河遗址应该原样存活、修复

阮仪三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

在阮仪三看来，大运河保护中存在着问题。

在参与规划丽江、平遥、西塘、平江路等古镇的过程中，“修旧如旧、保持原生态”一直是阮仪三倡导的理念。面对依旧具有交通运输功能的大运河，阮仪三认为，一些城市忽略了保护，而着力于新建。在对大运河沿线40多座城镇的考察中，他为很多城镇依旧保有精彩的文化遗存而高兴，却也为那些遗存在一些开发项目中遭到破坏而痛心。

对于一些城市保护大运河的措施，他也持有不同看法：“运河与城市的关系还应该重新探讨”。为此，他曾经屡次向相关规划专家、政府官员进行呼吁，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2005年，阮仪三曾经参与由国家文物局牵头的大运河申遗项目，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之后，却因理念差异于2006年退出。

第一财经日报：你曾经在大运河申遗之初参与到这项工作中，但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没有继续参与，为什么？

阮仪三：大运河开始申报的时候（2005年），我感到当时的调查是比较粗糙的。因为我对古城镇的研究比较深入，就动用基金会的力量去运河沿岸调查古城镇。2006年，我发动学生一起对运河沿岸164个点、40多个城镇进行了考察。当时一起考察的学生有20多个，主要以硕士、博士为主。结合申遗的要求，调查结果无偿提供给申报委员会，并发表了简要的文章。但后来，我发现国家文物局层面发起的大运河分段保护规划是带有商业性的，各个规划局招标运作，我当时就退出了投标。

在探访过程中，我研究了南阳古镇、枣庄古镇、台儿庄古镇、扬州的弯头古镇、淮安的河下古镇、聊城古城。其中南阳古镇的风光让我尤为惊喜。这座古镇被运河穿过，其中有很多历史遗迹，我做了修复、整理。台儿庄的保护规划也是我做的，但后来它变得太过华丽，我认为那不是我的初衷。而聊城则没有采用我的规划，古城中的古遗址被拆，建造了一座新城。

日报：现在的保护除了你提到的对开发过度热情，还存在哪些问题？

阮仪三：我对关于运河的一些表面宣传也并不满意。大家对运河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研究有所缺失。运河不光担负着运输的功能，它也包括很多遗址，应该原样存活、修复。但很多城市将运河沿岸作为现代城市的公园。在运河边铺上草坪、种上杨柳，我觉得很难看。

日报：那么，你的保护理念是什么？

阮仪三：我希望能够修旧如旧，保持文化遗产原生态。

日报：怎样一些事例让你认为运河沿岸一些地方的保护破坏了原生态？

阮仪三：我举一个例子，山东德州没有通铁路的时候，运河担负着重要的运输任务。后来铁路通了，因为运河与铁路平行，所以沿岸的仓库、房屋都得到了比较好的利用。包括沿岸的街巷、碉堡都还保留着，这些建筑有清代、民国的，也有一些苏联人造的房屋，很有特色，非常精彩。但我现在再回去看，这些建筑都已经被拆了。

德州城内原来有三道河，河边有杂草树木，也有破败的房子，反映的是运河的原生态。结果现在的规划又成了城市公园，完整的遗迹被破坏了。还有，淮安有一座“清河闸”，是淮河与运河交汇处的水闸，但后来被改名为“若飞”桥，真是文不对题，莫名其妙。

日报：你觉得要避免保护走进误区，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阮仪三： 应该仔细研究运河周边的历史，考虑现代设施和历史遗存的关系。

一些地方政府还是有点急功近利，目的还是政绩或是经济，而不是为了保护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孙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