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企业：做公共政策的积极分子

《纸牌屋》的男主角史派西（Kevin Spacey）还演过另一出著名的美国政治大戏：《赌场杰克》（Casino Jack）。它的现实模型来自美国共和党院外游说人阿比莫夫（Jack Abramoff）的自肥劣行。

院外游说集团，是美国国会政治的孪生体。它饱受诟病，却不可或缺，因为院外游说集团为政治决策和公共选择提供另一项无法替代的功能：他们对相关政策选择的深度研究。

在刚刚裁决的“爱瑞”（Aereo）无线机顶盒案例中，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承认，与新技术相关的创新太频繁、太复杂，他们不得不依赖助手和行业专家的分析做判断。

也正是因此，硅谷所有的大公司都在华盛顿设立专门机构，及时向法规制定者解释法律案例背后的知识背景和社会影响。由于对技术无知，公共政策制定者常常受累于判断力的“贫困”。自私自利的院外游说者所做的技术知识普及工作带来一个重要的公益副产品——全面的专业知识和信息。

中国的新技术企业面临着同样的信息不对称。更麻烦的是，技术创新者缺乏“福利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知识。由此，他们自以为有市场价值的创新却制造了经典的“市场失败”，招致政策干涉。

毫无疑问，中国的制度不允许美国形式的院外游说。

但是，了解公共选择的基本概念，中国企业可以成为公共政策的积极分子，为政府优化政策选择出力，为社会创造新效益，为企业创造发展机会。这是一个三赢的机会。

“帕累托优化”

不懂“帕累托优化”（Pareto Optimal），搞颠覆创新的企业容易被公共政策所颠覆。

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和社会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提出社会资源再分配的基本原则：当社会无法提高一个人的福利的同时并避免损害另一个人的福利时，它就显示社会福利的动态均衡点。通俗地说，此时此点，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变动，你好，我不好，社会不好。如果这样，就叫“帕累托无效率”。

“帕累托优化”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如果社会资源再分配能够让一个人的社会福利增加，另一个人的社会福利不受损，那么它就是“帕累托增益”（Pareto Improvement）。

一旦商业创新者撞入“帕累托无效率”的陷阱，他们必然成为公共政策的限制对象，这在任何现代国家都一样。以美国的Lyft和Uber打车平台为例，它们组织私家车，为所在社区提供搭便车业务。这个颠覆创新带来社会资源有效利用，并具有环保的好处。但是，美国和欧洲的出租车行业举行大规模抗议，因为这个模式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各大城市的议会立法限制“私家便车”的新模式。理由是，它带来了“帕累托无效率”，一部分人获利的同时，另一部分人遭受损失。

而善于用“帕累托增益”的思维来解释创新的企业则成功获得政策松绑。去年，美国互联网界争执最大的政策问题在于是否维持“网络中性”（net neutrality），即网络运营商对所有的数据传输一视同仁，不做快慢分类。网络运营商动用各种媒体资源说明新技术模式（端对端专线传输）不会影响公共网络，只会提高合同用户的传输速度。同时，大客户的专线传输实际上缓解了公共线路的“交通紧张”，反而释放出更多的公共网络资源。受此解释的影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二次松绑对“网络中性”的政策规范。

新技术皆有公共属性

福利经济学与市场不矛盾。作为“看不见的手”，市场竞争手段是建立“帕累托优化”均衡点的最佳方法。但市场是手段，不是目的。当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外部性”（externalities）的时候，市场失败，政策干预成为必然。以“滴滴打车”软件为例，它客观上造成对“银发族”的使用歧视，产生负面外部性，引发大城市政府对它使用时段的限制。

当创新产品出现正面外部性的时候，它也演变为公共产品。为防止排他性使用和拥有，公共政策也会介入。例如，网络教育等新技术产品，因为对个人的教育有正面的社会效果，政府必须保障社会全体都有使用权，都不会受到排他性对待。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加拿大、德国，实施大学的公共教育制度。

新技术创新要么有潜在的负面外部性，要么有正面外部性。它们自然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如果不懂得向公共政策制定者沟通，它们迟早成为政策的牺牲品，要么被限制，要么被政府专营。

以伊隆·马斯克的SpaceX太空计划为例，发射太空火箭一向为国防的一部分，是典型的公共产品。马斯克利用太空总署转型的机会，游说国会视他的太空计划为低成本、新技术、新产业，是让市场手段为加强国防所用。本月，SpaceX的“鹰9”（Falcon 9）发射系统获得美国空军的认证，正式进入国防合同企业名单。利用正面外部性，企业合法进入过去的垄断行业。

如果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中找不到合法性的基石，那就得创造出新的合法性。帮助私人家庭出租睡房给旅行者的AirBnB遭遇到来自各方的抵制。首先是旅馆业，它们的业务受到巨大冲击；其次为市政当局，它们失去大量的服务税收；再次为居委会，它们经常收到邻居的抱怨。AirBnB一方面大兴“流动社区文化”建设，帮助旅行者结善缘，互相友好，增加逗留期和在社区的消费，另一方面举办各种社会论坛，强调“分享经济”的环保意义和社会价值。它还联合建筑师，设计符合“分享经济”理念的新住宅。站在文化、环保和新经济的高度，AirBnB在旧金山、洛杉矶和纽约都获得政策合法性的初步成果。

理解新技术内在的公共属性，向公共政策制定者争取市场合法经营权，这应该成为创新企业的必修课。

在“定见”之前积极行动

创新技术必然打乱既有的社会观点和价值认知。颠覆来临，各方利益相关者都纷纷估算对自己有利或不利的影响，排列价值选择的顺序。例如，民宅可以短期租赁后，往来的陌生人多了，睡房利用价值高了。网络商城普及后，购物方便了，实体经济萧条了。100个人可能会有101个想法。此时，在尚未形成定见之前，创新企业最容易向各方沟通自己商业模式的正面外部性和“帕累托增益”效果。一旦价值排列的顺序形成，定见已在。那时，打破它，重新组合，就大不容易。

看见的早已发生，难以修改。排序形成后，“要想在不同的个人价值排列之间，通过比较选择，找到整个社区共同的选择，这是不可能的。”公共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原理，阿罗（Kenneth Arrow）的“不可能原理”（Impossibility Theorem）说明尽早、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必要性。

（作者为加拿大莱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