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变,读书的意义也在变。本来是很私人的兴趣爱好,如今愈发成为公共的行为艺术,读书的人不见增加,关于读书的话题却也不见减少,读书会、自出版、自媒体在互联网时代愈发活跃自如,书成为载体。
如此趋势是好是坏无从评价,但是很多书会受到遮蔽,另一些却会突然走红。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今年受到关注,在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一方面,他的著作《西方将主宰多久》出版几年,但引起国内广泛关注似乎是在近期。该书被不同人等推荐,本月16日上海书展期间,我也将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对谈讨论这部著作。另一方面,在专业人士以及读书圈子里,伊恩·莫里斯早已声名远播,他对于宏大历史叙事的偏好吸引了不少拥护者,与他风格相近的作者还有贾雷德·戴蒙德、尼尔·弗格森以及经济学后起之秀达龙·阿西莫格鲁,对应的著作则分别是《枪炮、病菌与钢铁》、《文明》、《国家为何失败》等。
就话题性而言,《西方将主宰多久》已经足够,想想人类五万年以及中西大分流就足以让人心潮澎湃。莫里斯著作今年出版了两本中文书,一本是作为教科书的《希腊人》,一本则是《文明的度量》,可以视为《
时代在变,读书的意义也在变。本来是很私人的兴趣爱好,如今愈发成为公共的行为艺术,读书的人不见增加,关于读书的话题却也不见减少,读书会、自出版、自媒体在互联网时代愈发活跃自如,书成为载体。
如此趋势是好是坏无从评价,但是很多书会受到遮蔽,另一些却会突然走红。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今年受到关注,在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一方面,他的著作《西方将主宰多久》出版几年,但引起国内广泛关注似乎是在近期。该书被不同人等推荐,本月16日上海书展期间,我也将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对谈讨论这部著作。另一方面,在专业人士以及读书圈子里,伊恩·莫里斯早已声名远播,他对于宏大历史叙事的偏好吸引了不少拥护者,与他风格相近的作者还有贾雷德·戴蒙德、尼尔·弗格森以及经济学后起之秀达龙·阿西莫格鲁,对应的著作则分别是《枪炮、病菌与钢铁》、《文明》、《国家为何失败》等。
就话题性而言,《西方将主宰多久》已经足够,想想人类五万年以及中西大分流就足以让人心潮澎湃。莫里斯著作今年出版了两本中文书,一本是作为教科书的《希腊人》,一本则是《文明的度量》,可以视为《西方将主宰多久》的姊妹篇。《文明的度量》就是莫里斯自创的“社会发展指数”的详细解释。莫里斯表示,写《文明的度量》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想给批评《西方将主宰多久》的人提供些“炮弹”,让批评者可以对他的结论进行系统分析,当然他很自信地认为自己误差不会超过10%;目的之二则是希望让比较史学更加量化,他推崇生物学家、后成为历史学家的彼得·图尔钦的一句名言:“科学的历史是有说服力的。一门学科通常只有创造出数学理论,才是成熟的。”
如果没有数据支撑,尤其是莫里斯独创的“社会发展指数”,《西方将主宰多久》的学术价值肯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和很多类似话题的著作一样沦为自说自话。对于这一指数的批判也不少,我也不完全赞同其分类,尤其是莫里斯对于人均指标与总量指标的混杂使用,其实使得很多比较结果难以完全令人信服,比如东方的领先在很多程度是人口总量的优势,而不是文明程度的进化。尽管如此,也不得不承认,任何评估都难以避免主观,却也为复杂问题提供一种即使不那么准确但也相对透明的指标体系。
莫里斯的优秀还在于跨学科能力。上文图尔钦所谓的数学理论,本身基于数据,日益数理化的经济学对于数据尤其重视。我个人认为,莫里斯从经济学借鉴颇多。人类发展指数的概念本身,受到联合国HDI(人类发展指数)启发,而HDI的出现正是经济学家马赫布卜·哈克与阿马蒂亚·森合作的成果,目的在于为联合国发展署提供一个简单明了的指标,揭示各国在关注人类福祉方面的努力。
另一方面,在历史研究中引入数据,也离不开经济学史学家的贡献,比如罗伯特·福格尔,莫里斯也强调福格尔所著《十字架上的时间》为计量史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模式。
莫里斯的跨学科整合能力,除了表现为数据处理方法,也在于他能够驾驭宏大话题。莫里斯本身的历史学背景自然非常重要,不仅使得叙述丰满,而且也能立足长时段的思考。社会发展指数这一概念推出与成型,除了经济学与历史学,也离不开其他社会学科的影响,“可回溯至斯宾塞的社会演变思想,建立在可回溯至纳罗尔的指数建设传统之上”,很多分类项目选定以及权重选择,仅有历史知识还不够,比如城市规模在社会组织中分量不轻,他坦言,对于这一指标的重视来自经济学家。
同样,莫里斯也从生物学等学科得到不少启发,尤其是贾雷德·戴蒙德。他表示“社会进化论的最新一次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生物学和社会行为的共同进化的理论推动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贡献。”
有趣的是,莫里斯特别强调,戴蒙德从未在任何大学的人类学系、考古系或历史系担任过教职,但却又是这些领域最畅销读物的作者。而且,《枪炮、病菌与钢铁》卖出数百万册后,才在大学引发反响,也因此开创一种为大学内外读者写作的趋势,“这一趋势使得大多数关于新进化论的著述摒弃了狭隘的专家腔调,又回归了斯宾塞和达尔文时代的风气,那时候严肃的学术著作都希望能被非专业读者直接阅读。”莫里斯在观念上支持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的新综合,也希望《西方将主宰多久》和《文明的度量》能为此做出贡献。
也正因此,宏大议程回归的背后,无论是《西方将主宰多久》还是《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论》,不仅代表着学术界本身对于专业分工的一种抗议,也代表了公众对于跨学科以及复杂思维回归的呼唤。
说完技术,再回到问题。1972年7月的一天,戴蒙德在新几内亚炎热的沙滩散步,同行者一名叫耶利的当地知名政治家,据说“极有性格魅力”。两人都相信新几内亚人和欧洲人一样聪明,但是耶利问了戴蒙德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这个看似简单直白的问题,其实涉及关于文明分叉的追寻,让戴蒙德思考了很久,多年后他写出名噪一时的《枪炮、病菌与钢铁》。
无论《枪炮、病菌与钢铁》还是《西方将主宰多久》,都在追问一些终极问题,文明的度量是否可能?中西的分野如何开始?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前景何在?在没有信仰的国家,历史其实取代宗教的部分功能,很多读者在中年之后回归历史,很多时候是为了当下的迷茫以及未来的无知。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说过,“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在文明的进程中,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是必然存在的,也是十分重要的。显而易见,我们现代的科学实在是一件百衲衣。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印度、阿拉伯,什么地方的布条子都有。”通过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结合莫里斯等人的定量分析,我们应该反思、警惕:在何种情况下,文明会崩溃?这不只是关系中西的输赢,而是决定了人类的共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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