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香港梦”

“什么时候有了香港，香港人又是怎么样……让我去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章，1997年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1997年快些到吧，让我站在红磡体育馆，1997年快些到吧，和他去看午夜场”。

24年前，民谣歌手艾敬的一首《我的1997》红遍大江南北，转眼香港回归已17年，其间一批批与她怀着同样憧憬的内地年轻人来到这里学习工作，追寻各自的幸福。

“港漂”一词沿用了历史更为悠久的“北漂”，后者指背井离乡来到首都北京追寻梦想的年轻人，而“港漂”就是指那些“漂泊”到香港、憧憬事业上有更多发展机会的内地人。

据香港入境事务处公布的数据，2003至2013十年间，获批入境的“港漂”数目累计超过16万人，当中读书及工作的人士约各占一半。实际在港的“港漂”数目，在政府统计处发表的 2011年人口普查报告中有提及，当时约有6.3万名。

究竟香港魅力何在？是什么吸引着一批批年轻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寻找机会？对他们而言，香港只是个临时停靠的码头，还是第二家园？他们会否选择在此落地生根，成为“新香港人”？是什么因素左右着他们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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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梦

焦中华是个老北京，接受电话采访时她正在广州的家中，一周前她的儿子刚诞生，可电话里的她听上去依旧活力百倍。说起来她可是个创业老手了，2005年从北大毕业后，她就开始经营自己的电子商务网站。

2009年焦从香港城市大学硕士毕业，适逢iPhone、iPad旋风刮遍全球，她火速辞职投入Apps（手机应用程序）开发。2011年时，她成功申请到了香港科学园的网动科技培育计划，入驻科学园。

对于选择创业的人来讲，焦中华以亲身经历为证，认为“香港是个适合事业起步的地方，政府会提供很好的培育计划，而且管理规范、支持到位，不是单纯给你一笔钱，而是有很周全的覆盖，包括帮你邀请媒体报道提升知名度等”。

可她也不讳言，“等生意做起来以后全得靠自己了，香港的不足之处就慢慢浮现了。最主要的是市场不够大，虽然有不少大公司总部在这，但根本不负责具体运营，剩下的都是些中小企业，预算少，没钱赚。内地就不同，你只要找到一两个大客户，就足够吃上一两年了。”现在她在内地和香港两边都有公司，“但生意整体在往内地转移，那边机会多。”

2007年从上海来香港大学读本科的支文典则从一开始就“挺讨厌香港的”，一度后悔过选择来港。直到踏入职场才慢慢有所改观。

在这生活7年之后，除了学习和工作，支文典也收获了爱情，她与在这相识的男友已经共结连理，两人都已将香港视为他们的第二故乡，打算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后定居在此，成为不折不扣的“新香港人”。

刚入港大时，支文典完全感受不到大学校园该有的氛围，“即使参加课外活动，也都很有目的性，并非纯粹因为兴趣。”直到开始工作，她才发现“香港的教学模式更接近真实社会的情况，工作时老板也只会给你方向，具体操作要自己摸索，相对而言，内地的大学更像是象牙塔。”

她如今就职于一家全球性的大基金，主要的工作是帮助机构客户选择基金进行投资，她的老公则在一家投行做分析师。

支文典很满意现在的生活，“香港社会更公平、机会更多、周围人的想法也更开放，在积累财富阶段是个很好的选择。”

但她偶尔也会羡慕在北京的朋友，他们的兴趣更广泛，“有空时会相约打乒乓，或者去看古玩”，而从内地来香港的基本是做金融的，“圈子很单一，聊的话题很有限”。尽管自己倾向留在香港，但她还是以家庭为先，“我肯定是跟着我老公的，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中产”的选择

Z先生也在香港从事金融业，与焦中华和支文典不同的是，他先从内地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再跟妻子一起从美国漂到了香港。Z如今膝下已有两子，分别7岁和3岁，一家四口加上菲佣，住在半山的一间约150平方米的豪宅中，楼价保守估计超过2000万港元。

“我觉得香港综合了各种优点：工作环境类似美国，不存在因为地域文化不同而导致方式转变；而生活习惯又跟内地接近。”他觉得相比内地，“香港的生活更简单，看病生活都不用托关系，在这生活很方便，是个容易融入的地方。”唯一让他稍稍有些烦恼的是，当有了孩子以后，发觉这里医院学校等社会资源比较紧张。

经过一番考虑后，Z决定送大儿子到位于西环的弘立书院读小学。弘立被视为“贵族一条龙学校”，是香港少有的注重中文（普通话）教育的双语学校。学费不菲，一年大约15万港元，另外还必须缴交建校费，选择之一是一次性支付20万港元。

之所以选择这里，一方面是因为Z自己很看重中文教育，弘立“一至五年级以普通话教学为主，六年级开始较多以英文授课”。该校在香港一向备受推崇，“一年级到十二年级都有”，意味着将来可以省却不少找学校的麻烦。

除了金融业外，香港的大学教授薪酬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近些年欧美经济不景气，大学教职空缺很少、竞争又大，很多在美英或欧洲读完博士的内地生，也会选择来港任教，蒋莉便是其中一员。

她其实早在2005年本科毕业后便曾来港读硕士，2007年再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完成了博士课程后，2011年回到香港城市大学任助理教授。

2005年刚到香港时，蒋莉很不适应，“觉得自己是外来人，对于语言上的隔离很敏感，当时香港与内地融合一般，处处都要讲广东话。”而且她初来乍到水土不服，除了挥之不去的荨麻疹，还试过半夜送急诊。

“刚到没多久，就因为校医院开的止晕药引发过敏，严重到抽搐，搞到半夜里被送去医院急诊室”。因为在这里遭遇的种种不顺，一毕业她便头也不回地去了美国。可四年之后，为何又选择回港？“除了想离父母近些，美国当时就业环境差也是个原因”，而且这些年间“多了很多朋友，也积累起了不少资源，重回香港时心理上踏实了不少”。

“新港女”之不易

即便如此，蒋莉回港后第二年情绪仍陷入压抑之中，因为慢慢体会到了一早被告诫过的香港学术圈的种种弊端。“我以前的导师警告过我，这里学术氛围差，待久了很难维持自己以前的学术水平。”而且她也不习惯这里的运作模式，“比较功利，逼着人拿项目”。

“香港推行的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科研评估）鼓励校际之间竞争，激化了原本就有的校际和系际矛盾”，这也让她对整个学术系统感到失望，“光认真做研究还不够，还要使出全身解数去争取政府的Grant（资助），因为这直接左右着你能否拿到Tenure（终身教职）。”她告诉记者。

不过最近几年蒋莉的心态逐渐调整过来了，在采访中，她重复了许多遍“外物不可必”，“不要太执着”。不光是学术研究，感情生活亦然。港漂中有不少是单身女性，“脱光”（摆脱单身状态）是困扰许多港漂的一个心结。

“这里的男生可能因为都很优秀吧，觉得自己有很大的选择余地，都很‘端着’，不会主动去体贴女生的需要，反而更多地想要女生去迎合他。”尤其对于一些所谓的优秀“大龄女青年”，男生都敬而远之，“怕太难脱身，不想给承诺，觉得太难搞，还不如找个崇拜自己的小女生”。

“我也知道，一旦成了女博士，就很难找对象了”，但她也不想委曲求全。她决定要耐下性子，静候缘分到来，“遇到过合适的，但很少”。

最初大家都怀揣着梦想来到香港，或求学或工作，像支文典和蒋莉一样，刚来时因为太过年轻，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就像蒋莉所说的，现在我“长大了，变成熟了，以前许多的纠结如今都可以一笑置之了”。

走或留，都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所以港漂的故事其实也是每个人成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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